1972年对西夏陵的发掘，才使宁夏各界人士有了“西夏”意识，牛达生与“西夏”的接触，也是从参加西夏陵的发掘开始的。
宁夏搞考古工作的业务人员很少，很难有明确的分工。一般情况下，碰上什么就搞什么。牛达生发掘过青铜峡唐代墓葬，也到固原须弥山石窟搞过调查，一度对石窟产生很大兴趣。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宁夏博物馆和中央美院合作调查须弥山石窟，他是积极倡导者和参加者。石窟区的测绘和编号工作就是由他主持的。198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须弥山石窟》，凝聚着他的心血。
牛达生是明智的。这种明智，表现在他对自己能力和研究对象的准确判断上。他很快发现自己并不适合搞石窟研究，因为研究石窟要懂艺术，特别是要有很高的艺术修养，而自己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储备。他逐步把精力转向西夏学研究。
他搞清了位于银川市中心、至今还是西夏古都兴庆府的标志性建筑的承天寺和承天寺塔的来龙去脉，他的研究成果也被学术界普遍接受。他调查并考证了位于贺兰山东麓拜寺沟口的拜寺口双塔，以充足的论据证明其为西夏原建，虽然经历乾隆三年（1739年）8级大地震的考验，但它们仍屹立不倒，这是弥足珍贵的。他的研究也丰富了我国古代建筑史的内容，为双塔最终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提供了科学依据。对西夏钱币的研究，也让牛达生颇有收获。他带人发掘清理了贺兰山东麓深山狭谷中的3处西夏钱币窖藏，对像小山一样的数万枚钱币进行了一一检选，并按朝代、币种、币值、书体进行分类、计数，完成了大量琐碎、繁杂、艰苦的工作，他对当年钱币的埋藏情况作出准确的分析判断，他的《西夏钱币辨证》被学界认为是研究西夏钱币的权威之作，对西夏时期宋夏关系及经济状况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对钱币研究一直没有中断，他最终精选结集出版了《西夏钱币论集》。
作为宁夏的一名西夏学者，牛达生对西夏学的发展和繁荣不仅十分关注，而且极力推动。早在1991年，他就撰写了《西夏学研究与宁夏在西夏学研究中的地位》，除了论述西夏学地位、回顾西夏学发展历程外，还提出了“宁夏应成为西夏研究的中心”的建议，希望早日成立西夏研究中心或西夏研究院。近些年，有关西夏的考古报告，俄藏、英藏、法藏及国内各地所藏西夏文献相继结集出版，一批年轻的西夏学者迅速成长，有的已成为硕士和博士，有的人可以直接翻译西夏文文献，甚至翻译藏传佛教的西夏文佛经，对此，牛达生感到十分欣慰，也常常感叹“后生可畏”。
近30年来，牛达生发表论文、资料近140篇，其中3/4与西夏有关。他对西夏遗址、西夏陵墓、西夏官印、西夏石窟、西夏窖藏、西夏碑刻、西夏文书研究都有涉猎，而且都有独到见解，有专著《西夏遗迹》为证。牛达生还参与了《中国钱币大辞典》《中国民族建筑》和《中华印刷通史》西夏部分的编写工作。
老牛老了，但他的精神却没有老。
牛达生对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研究，经权威鉴定早有定论，但仍有学者持有异议。按说，他可以不予理睬，但他却条分缕析地写出答疑文章，严肃认真地进行学术争鸣。
难能可贵的是，牛达生始终严于责己，从不文过饰非，他曾发表文章订正自己的错误。他告诫后学者，在急功近利、物欲横流的社会，更要耐得住寂寞，甘坐冷板凳，才能真正在学术上有所建树。
评论
收藏
打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