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1月6日，文化部组织专家对牛达生的研究成果进行鉴定。专家认为：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为“西夏后期的木活字印本”，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实物。
老牛真的老了，变成名副其实的“老牛”了。虽然留的是小平头，看起来白发不那么“醒目”，但仔细观察，那上面已找不出一根黑发了。他却红光满面，看不到皱纹。一问年龄，只差一年，就80了！
80岁是个什么年龄？是颐养天年、含饴弄孙的年龄，是需要别人照顾饮食起居的年龄！而这些似乎都与老牛不沾边。相反，他的案头，仍摆放着许多书籍、资料，电脑里仍然有刚写下的文字，隔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老牛真是一头默默耕耘的老牛啊！
纵观老牛几十年的工作历程，真可用“不用扬鞭自奋蹄”来概括。年轻时，他是这样；临近退休时，他是这样；退休之后，他仍是这样！他的学术研究，早已摆脱名利的束缚，也洗净了功利的色彩。
考古专家获得“毕昇奖”：全国独此一人
1996年，对牛达生来说是个重要的年份，虽然他已退休几年了，但恰恰在此时，他的研究成果得到了权威确认。随后，他获得了中国印刷行业最高奖“毕昇奖”，迎来了自己人生的辉煌时刻。一个在偏远省份的考古专业人员，怎么会与这个令印刷界同仁都敬仰的大奖结缘呢？
说起老牛当时的研究，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会产生那么大的反响。
1993年，牛达生退休。那时，老牛常常对着眼前的一册册发黄变脆的西夏文经卷出神。他越看越兴奋，越看越觉得它们不同寻常！经过几个月的不懈研究，他有了惊人的发现：这些西夏时期印刷的西夏文佛经，不仅是不可多得的孤本，而且还有更重要的价值：因为它不是雕版印刷品，而是木活字印刷品！
1993年，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牛达生在大会发言中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引起强烈关注。学术界呼吁权威部门给以确认。
1996年11月6日，文化部在京组织专家对这一成果进行了鉴定。鉴定委员会委员俞伟超、史树青、徐苹芳、史金波、潘吉星、郑如斯、张树栋、罗树宝、魏志刚、冀叔英等分别是考古、西夏、古纸、印刷、版本学等方面的权威。与会专家听取了牛达生研究员的研究报告，考察研究了有关资料，一致肯定了牛达生的研究成果并赞同牛达生的研究结论：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为“西夏后期的木活字印本”，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实物。这样，木活字的发明和使用时间比权威论著和人们的传统认识要早一个朝代。牛达生的研究成果也因此成为“本世纪印刷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这意味着人类印刷史的有关章节将要因此而改写。
1997年，牛达生因为这项成果获得了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印刷行业最高奖“毕昇奖”。1999年，他的研究又获得文化部颁发的“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社会各界齐赞牛达生是“改写印刷史的人”。
牛达生的研究成果，令人振奋。因为一个时期以来，来自邻国的少数学者不断向我国的“四大发明”提出挑战：他们说，我们一直引以为自豪的印刷术是他们发明的。牛达生的研究成果有力地回击了这种挑战。
一起震惊中外的案件引出重大考古发现
许多人会问：命运怎么会如此垂青牛达生？这么宝贵的资料怎么到了牛达生的手里？
这缘于一次考古发现。
其实，他也是在临近退休之年主动请缨，又抄起考古的铁铲的。
与以往一般的考古发掘不同的是，牛达生的这次挂帅出征，竟是由一起震惊中外的案件牵出来的。
1990年11月28日，在贺兰山上放羊的牧民发现：位于贺兰山腹地、鲜为人知的拜寺沟方塔，被不法分子炸毁了！12月11日一早，宁夏考古专业人员决定到现场考察，我应邀一同前往（是当时去现场的唯一记者）。我们看到了被炸古塔的废墟，还发现一根位于乱砖之中的塔心柱。那上面的西夏文和汉文题记吸引了专业人员的目光，也向现代人提供了许多重要信息，专业人员判断：过去一直认为是明代的方塔，竟是存世稀少的西夏古塔！其考古价值一直被人们低估了！
我在《光明日报》上发出独家报道，引起中央领导同志和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牛达生虽然没有到现场考察，但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一再表达愤怒、惋惜之情。他已年近花甲，但他没有混日子的打算，他对清理古塔废墟抱有很大的兴趣。他认为，搞清楚该塔的建筑结构，对研究西夏建筑乃至我国古代建筑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他在冥冥之中也抱有一线希望：希望在废墟中发现西夏文物，哪怕是一鳞半爪也好。
1991年秋，经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由牛达生担任领队的考古队进入贺兰山腹地，与古塔废墟朝夕相处了一个月。这是一次异常艰苦的考古：不通路、不通电，不通信息，水、粮、菜等生活用品都要靠毛驴从山外驮运进山。就是在这短短的一个月里，他们将整个古塔废墟翻了一个遍，将所有废砖头码放整齐，不仅搞清楚了方塔的建筑结构，而且意外发现了一批珍贵的西夏文物和汉文、西夏文文献。
“考古是发现的科学！”牛达生“发现”了，发现了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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