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西夏文佛经孤本
按说，“满载而归”的牛达生，只要把考古资料一上交，就算大功告成了。如果真的那样做了，那也就不是牛达生了。
在结束野外考古之后，牛达生连续作战，整理、研究出土文物。无论是对牛达生还是对其他专业人员来说，要把这些文物都搞清，有很大的难度，因为出土文物中大部分是西夏文文献，能够认识西夏文的仅有几个西夏文专家，在国内外都屈指可数。牛达生尚不在此列。
西夏文，是仿汉字创造的一种独特文字，曾在历史上使用了四五百年之久。它在西夏建国前就创造出来了，却并没有因西夏政权的灭亡而立即消亡，而是在部分地区继续沿用了一段不短的时期。猛一看，西夏文与汉字颇为相像；细一看，竟无一字与汉字相同。西夏文的创制，有一定原则、规律，也充满着智慧。虽然不像汉字那样应用的时间长、应用的范围广，但在一个特定时期它所承载的特殊文化，又是其他文字所没有的。因而，周恩来总理在1972年听说国内认识西夏文的只有“几个老人”，马上指示有关部门：一定要有人学习这种文字，不能让它失传。
深入研究古塔废墟中出土的文物，就像攻克牢固的堡垒。摆在牛达生面前的，有许多“拦路虎”，最大的“拦路虎”是知识储备的不足。但这难不倒牛达生。他买了上百种相关书籍从头学起，还利用各种机会向专家学习。
考古研究，不仅要甘受清贫、耐得住寂寞，而且要有一双慧眼。牛达生在对这批文物进行整理研究时就独具慧眼，他逐渐抛开其他文物，最终将精力集中到9本完好的西夏文印本上：这是什么书？书名是什么？是世俗文献还是佛教经典？在西夏文文献中是否是孤本？虽然卷首和末卷均有缺损且无题跋，但牛达生最终还是利用刚刚学到的知识并查阅大量文献资料，搞清了它的“来龙去脉”：这些西夏文印本，书名是《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译自藏文的藏传佛教密宗经典，在海内外的西夏文献中是孤本。
孤本！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更何况是西夏时期的西夏文孤本！1991年9月22日，《光明日报》在头版以《宁夏方塔废墟中发现西夏文佛经孤本》为题刊登我采写的报道，随后，《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是雕版？是活字？非同小可的论证
考证西夏文佛经的出处并确定其为孤本，是一个不小的研究成果，但牛达生的研究并没有就此止步。他又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要研究它在装帧和版式上的特点，进而确定它是雕版印本还是活字印本。如果是活字印本，那就不同寻常了！但要搞清这个问题，则涉及到佛学、藏学、版本学、文献学、印刷史等学科，要具备很多相关知识。哪怕是搞清楚一个问题，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为了弥补知识的欠缺，花甲之年的牛达生又从头学起，他甘当小学生，不但向书本学习，还注意向专家请教，仅他登门拜访的专家就有30多位，所有这些为他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出土时，只被认定为西夏时的印刷品。至于它是雕版印刷，还是活字印刷，是泥活字，还是木活字、金属活字尚未来得及深入研究，但这是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印刷术，被誉为“文明之母”，是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为之骄傲的古代发明。从印章、碑拓、织物印染发展到雕版印刷、活字印刷，经历了较长的历史过程。雕版的印刷技术始于隋末唐初，而较之更为先进的泥活字印刷术，一向被认为是北宋庆历年间的布衣毕昇发明的，因为沈括的《梦溪笔谈》对此有明确记载。此后，我国又诞生了木活字、金属活字。这是时代进步的标志。而在中国活字技术的影响下，西方国家直到1450年才掌握活字技术，这要比我国晚四个世纪呢！
牛达生在研究中发现，《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与同时代的雕版印本有许多不同之处：版框栏线四角不衔接，左右栏线较短，上下栏线或不足或超长；正文和题款文字风格一致但大小不一，笔锋不尽相同；墨色浓淡不匀，有的黑白斑驳，有的半深半浅；倒字更是多次出现，具有活字印刷的特征；版心行线漏排；书名简称用字混乱，时见排错；页码用字无定规，错排、漏排严重，汉文和西夏文混用；有些页面残留隔行竹片的印痕。所有这些特征，都说明一个问题：它不仅是活字印本，而且是木活字印本！
这一研究发现非同小可！牛达生自己也为此激动不已。因为我国虽然在北宋就发明了活字印刷，但保存至今的宋代印刷品只有雕版的，并无活字的，现在保存的最早的汉文活字印刷品是明代的，而按照权威论著和传统说法，人们一直认为木活字是元代科学家王祯发明的。这其中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王祯在《农书》卷二十二“造活字印书法”中，详细地介绍了木活字印刷技术。于是，有人说：“发明第一套实用木活字之功，必须归于王祯”，“正式用木活字印成书，最早的不得不算是元代的王祯”，“木活字版为元代的科学家王祯首创”。《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发现与研究，向这些长期形成的定论提出有力的挑战。如果观点成立，那么，中国的木活字技术的使用时间将提早100多年！
为了搞清这些问题，牛达生不知苦熬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最终，他以独到的发现证明：这些西夏文佛经，不仅是活字印本，而且是木活字印本！随后，专家们也表示认可：这些西夏文佛经“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字印本实物”。
牛达生的研究成果也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2002年，《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因为其珍贵且独有，被国家文物局定为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64件文物之一。也是在这一年，它又被国家档案局列为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48件文献之一。最令牛达生兴奋的是，这个研究成果被写入中学课本。印刷术明明是中国古代的发明，但韩国的一些学者却说印刷术是他们发明的，韩国有关部门还将其写入中小学课本，进行所谓的爱国教育。现在，终于可以正本清源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初中《中国历史》下册在介绍了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术后写道：“考古学家发现了西夏时期的木活字印本，这是已知最早的活字印刷品。”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师教学用书中，还有更多的介绍：“1991年，宁夏出土的《吉祥遍至口和本续》西夏文木活字印本，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
他曾发表文章订正自己的错误
牛达生在西夏文献研究中的建树令人刮目相看，但是，如果认为他的贡献仅限于此，那就错了。实际上，牛达生对学术的贡献、特别是对西夏学的贡献是很多的，也值得浓墨重彩地写上几笔。
牛达生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求学期间，正赶上“反右”运动，同学中就有人因为爱学习而被当成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受到错误批判，有的甚至被打成“右派”。牛达生虽然没有被批判，但他的正常学习还是受到不小的冲击，可他仍坚持学习。上大三时，系里开了民族史和考古专门化，供大家选学。所谓“考古专门化”，就是后来的考古专业。牛达生怀着对考古的兴趣，选学了考古。当时学校专业师资缺乏，就从北京等地聘请专家学者授课，牛达生有幸聆听了国内许多著名专家学者的讲座，眼界大开。
1958年，牛达生大学毕业，正赶上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他无条件服从安排，与7个同学一道来到百业待兴的宁夏。就因为他在大学里学了一点考古，被分到还在筹建中的宁夏博物馆。
那时的博物馆，还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束缚，考古专业人员不能静下心来搞专业。西夏学在当时还完全是个陌生的词语，尤其让一些专业人员汗颜的是，西夏陵就在银川西郊，许多人包括考古人员竟浑然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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