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新中国60年新闻出版优秀人物获得者任玉成先生
在北京印刷协会任玉成理事长的身上，有着众多的光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中国60年百名新闻出版优秀人物获得者，中国印刷技术协会新中国百名杰出贡献印刷企业家，第八届毕昇印刷奖获得者，“森泽信夫印刷奖”，“北京印刷进步奖”，首都劳动奖章”……
光环笼罩下的人往往有一种不自觉的傲气，但是这在任玉成身上却感觉不到。与任玉成理事长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很容易接近的人，也是一个非常有亲和力的人，也是一个很乐于助人的人。采访任理事长，其实更像是与他在拉家常，听他讲述自己与印刷的故事。
新中国60年新闻出版优秀人物获得者任玉成先生
经营京华印刷 由此声名鹊起
任玉成理事长最初在国内印刷行业引起广泛关注，是在他任职北京京华印刷总厂期间。1982年，他从北京市出版事业管理局印刷处长的职务上调任到北京京华印刷厂，任副厂长。当时的京华印刷厂只是一个以零散业务为主的小印刷厂，企业的实力不仅与北京新华印刷厂这样的大型中央企业没有办法相比，就是在北京市属的印刷企业中也排不上队。但到这样一个别人看不上眼的小企业任职，却是任玉成自己的选择。在他心里自有主张：“1981年，我曾经去日本考察，这是我第一次出国，也是我们第一次了解日本的印刷业发展。我不仅看到了我们与他们的差距，也看到了潜在的市场机遇。上级安排我到下面的工厂任职，我自己选的京华。这个厂子小，经营状况也不是很好，但是越穷越破越好调整，只要我们能够搞成点新东西，实现翻身并不难。”
在日本考察期间，任玉成注意到，其实印刷绝不仅只书刊印刷这一点，印刷的行当其实是很多的。特别是看到票据印刷的时候，他深受启发。当时国内的银行业也有票据表格印刷，但是这种生产基本靠手工操作。“那时候国内生产票据表格，需要先拿针扎，扎完了穿上线捻进行对位呢，这样才能把个、十、百、千、万的表格位置对齐，整个过程基本是手工操作。可那时候国外已经在使用表格印刷机了，虽然没有现在的设备那么好，但也是自动化的卷筒纸生产。”
到了京华印刷厂，面临一个烂摊子，必须走出自己的新路子才能让企业实现翻身。任玉成选择的第一个突破点就是表格印刷。“从日本回来，我当时没动，因为国内市场还不成熟。但是我随时关注着那些比较前卫的行业，比如银行业、旅游业，看他们什么时候开始使用计算机。看到这些行业有动作了。我们马上开始上马表格印刷。当时我们厂子小，资金也没有，所以上马新设备完全靠的银行贷款，这在当时也是一个创新，因为那时候很少有企业愿意借钱搞发展，我们也是比较早进行尝试的。”
表格印刷的上马，让京华印刷厂一炮打响，一个曾经没有人看得上眼的小厂，在任玉成的带领下一跃跻身北京印刷行业的盈利大户，随后，京华印刷厂又陆续上马了不干胶印刷、快速印刷等项目，而且每击必中。在任玉成担任厂长的短短七年中，京华印刷厂引进设备50台套，企业年利税达600万元，平均年递增26%，京华印刷厂也升级为京华印刷总厂，同时进入全国同行业500家大企业行列，经济效益更是跻身前20。
任玉成，伴随着京华印刷厂的崛起，也成为中国印刷行业一个响当当的名字。
[next] 丰富人生阅历 淡看沉浮坎坷
在很多人眼里，能够看到的，是他在京华厂创造的辉煌，殊不知这些辉煌背后凝结着的，是任玉成不断的努力。
任玉成理事长1962年参加工作，进入新华印刷厂学徒，学习开书刊轮转印刷机，由此结下了与印刷一生的缘份。“当时我们的印刷机是苏联的，列宁格勒印刷机械厂生产的，是铅版印刷机。那时候国内印刷厂很少，新华印刷厂又是数一数二的大厂，所以大量的书刊都是新华厂来印。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印的东西有《北京工作》、《前线》、《世界知识》、《无线电》……那时候学徒还很严呢，每天都得早来晚走，而且还得给师傅买烟、打水，孝敬师傅。我算是从最基层做起的，所以我也非常了解最基层的工人的想法。”任玉成介绍。
“我在车间干的时间不是很长，刚出徒不久厂子就把我调到了团委工作，先当团委干事，后来是团委委员，1966年刚任命为团委书记。也就在这一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时候提出要搞‘三线建设’，要建三线印刷厂，要求党员、团员要带头。组织上指派我去山西三线建设工地参加建设，同时让我去那边筹建共青团组织。在当时那个氛围下，我当然是义不容辞，所以毫不犹豫地去了山西。说实话，那边的条件的确是非常艰苦。三线厂选址都在山沟里面，交通极不方便，生活条件更差，风沙大，吃、喝没有保证，很多去的男同志都掉眼泪想回家。可是我一直坚持着，直到最后由于生产条件不具备全部撤回，我才又回到了北京。”
“回到北京新华印刷厂正是‘文化大革命’闹得最厉害的时候，所有的党政工团组织全没有了，再回团委不可能了，所以我又开始去凹印车间学习照相制版。一年多以后，上级安排我回印刷车间开印刷机。这样，我在车间从领机做起，到班长、再到工段长。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从北京新华印刷厂调出，到当时的‘毛主席著作办公室’工作，这个办公室实际上相当于北京出版局，负责统一管理所有的中央和北京的印刷厂。我在那里担任团委副书记。”
“1975年，邓小平恢复工作，提出三项指示为纲，要抓革命促生产。我因为年龄到了，所以从团委退下来，奉调到印管组工作，和陈平舟等北京印刷行业的前辈一起工作。当时要恢复生产，就需要重新制订印刷的生产指标。在这个阶段，我和这些前辈的管理干部学到了很多东西，从这时开始，我才真正开始接触印刷行业管理。当时我们组织出了一本小册子，叫《北京印刷主要经济指标》，以此为依据开始制订北京印刷行业的计划。但是客观地讲，这个指标主要是那些老干部的主意与经验，我是在学习同时通过我的嘴讲出来。”
“之后上级领导提出，说我还年轻，应该去基层锻炼、要增长基层的领导经验，于是把我调到北京印刷二厂工作，管运营和生产。在那里干了一年，也算稍微有点成绩，离开时企业已经90万左右的利润了。我再回到局里的时候，我们局已经改名为北京市出版事业管理局了，陈平舟他们那些老同志也已经恢复工作，我回到局里担任印刷处副处长，陈平舟同志是副局长兼印刷处处长。再往后组织又准备把我放到企业去工作，让我自己挑。也就是只有，我去的京华印刷厂。”
几次起起浮浮，丝毫没有任玉成对印刷的热爱，相反，这些经历成为了他宝贵的经验，令他在工作当中少了几分冲动，多了几分思考，让他处理事务时可以考虑得更加全面和周到。就像他自己说的，“正因为有这样丰富的阅历，正因为有这么多不同岗位的经验，所以（我）与各方面沟通起来都变得很容易。”这些经历，被任玉成理事长认为是自己人生的一笔丰厚财富。
[next] 乐观印刷前景 再为行业奉献
2007年，任玉成从北京隆达轻工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岗位上退休，但是他仍然没有离开印刷行业，而是到北京印刷协会工作，继续为行业的发展发挥余热。
作为从业几十年的印刷行业“老人”，任玉成对印刷行业有着极深的感情。采访中他谈到了他心中印刷行业的发展，这也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表示：“总有人说印刷行业危了，甚至说到2018年书刊印刷就不存在了。可能是我保守，但是我是不相信这样的判断。暂且不是全球的发展，就说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纸质印刷也不会说没就没了。我承认电子书的冲击、数字印刷的冲击，即便是有冲击，印刷还是会有发展的，关键要看印刷行业自己怎么变革，怎么才能跟得上形势。”
“日本的数字技术不比中国发达吗？但是日本凸版印刷一年营业额100多亿美元，他们为什么依然生存得很好？这里面就有一个随时代进步不断调整自己的过程。今后书刊印刷总量肯定会下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其他印刷，包括包装印刷、装饰装潢印刷、特定服务的个性化印刷等都会有进一步的发展。所以说印刷还是有干头儿。”
针对北京地区书刊印刷、包装印刷行业存在的散、小、弱等问题，任玉成理事长特别提出了几种发展途径。“首先是我们怎么能够有效地进行资产的重组和整合。这里面的文章值得研究。我们单靠行政命令进行整合是不行的，只要官本位的思想没有完全解决，这里面就会存在矛盾。我觉得可以以经济杠杆为动力，靠共同利益把企业拴在一起，先从松散联盟开始，在这种联合达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未来在资产上实现一定程度的联合。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要慢慢来。”
“另外就说企业做强。所谓做强就是要有自己的特色，别人干的你也干，单靠拼价格，即便你的营业额比别人高了，也不等于你比别人就强。你得干出你的特色来。我在日本曾经看到这样的印刷厂，他们专门给大商场做各种宣传品，他们自己的工厂里有摄影棚，所有的产品摄影完全自己搞，之后自己制作，按照商场的要求去制作成各种各样的宣传广告。这就是比较典型的企业特色。这个厂不大，才30多人，但是在日本那么激烈的竞争中它依然可以很好地生存。在国内其实也不乏成功的例子，无论是雅昌还是圣彩虹，都值得我们的印刷行业同行去仔细研究。不是说他们怎么做你也怎么做，而是学习他们寻找突破口。”
任玉成理事长介绍，今后北京印刷协会将在企业整合与寻求特色发展方面，为北京地区的企业提供更多的帮助。
结束语
在采访结束的时候，任玉成理事长特别寄语印刷行业的后来人：“以中国目前的财力情况，再加上现在是重视人才、重视科技的年代，我们现在从事印刷行业工作的年轻人不应该悲观而应该乐观。印刷有意思、有发展，真正钻进去一定可以开辟属于你自己的新天地。”
任玉成理事长矢志不渝地为印刷行业奉献着自己毕生的精力，他更希望印刷行业后继有人，能够得到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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