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重在绿色转型

　　从目前提出的产业转移项目以及相关专家的讨论中，似乎有一种倾向，把这一战略看成是京津冀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机遇。若果真如此定位，那么再高的经济增长也未必是百姓之福。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重点应放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绿色转型。

　　诚然，经济增长是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战略中应有之意，发挥京津大都市对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更是这一战略的重要内容。然而，把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战略的目标定位于经济增长则是一种狭隘的认识，它影响发挥这一战略机遇的潜力，更难以实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为优化开发区域发展提供示范和样板”的目标。

　　根据习近平的讲话，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战略的方向应是优化开发区域发展、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有效路径、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这一战略的关键在于能否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而成功转型标志是大幅提高资源生产率，特别是水资源和能源生产率，大幅降低经济活动的环境影响。

　　京津冀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先进性和代表性的地区。改革开放以来，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迅速，短短几十年间，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区域城市化迅速推进，农业生产发生了深刻变化。1980年以来，全地区生产总值（GDP）增长近30倍，提前数十年实现小平同志关于中国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目标。虽然，这一地区仍有数以百万计的贫困人口，但总体而言，解决温饱和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不再是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难题。

　　新的难题是经济高速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近年来，严重的雾霾天气在全国各地迅速蔓延，对人民生活和身体健康带来极大危害。京津冀首当其冲，成为全国乃至全球雾霾重灾区。在全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仅河北一省就占到7个。今年4月全国雾霾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京津冀更占9席。北京的大气污染已成为投资决策和人才市场中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

　 京津冀地区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重，对区域生产和人民生活构成紧约束。地区人均可利用水资源量不足200立方米，不到全国人均的一半，国际水紧缺指标的四分之一。大量生产和生活用水要靠跨流域调水以及抽取难以再生的深层地下水予以补充。南水北调东线、中线工程完成后，计划将有145亿立方米水供应这一地区，接近目前区域用水总量的五分之三。长期超采使这一地区的地下水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地面下沉。河北省内“地下漏斗”面积不断扩大，严重地区地下水埋深超过百米。京津冀地区对外来水资源的依赖达到危险程度，严重危及区域经济和生态安全。目前，除跨流域调水之外，高耗能、高成本的海水淡化也不得不成为支撑区域经济和社会运行的必要选项。

　　京津冀地区的能源短缺十分突出。2012年区域能源消费总量4.56亿吨标准煤，超过德国全国能源消耗总量，更超过印度的一半。尤其是河北省，由于工业构成中大比例高耗能工业，能耗消耗竟是日本的一半，煤炭消耗相当于中东与非洲之总和。除了直接能源消费以外，来自其他区域生产材料和生活用品中的隐含能源消费量巨大。北京和天津市民生活消费隐含能源中的四分之三来自国内其他地区输入的产品。全地区三分之二的直接能源消费需要区外供给。巨大的化石能源消耗是导致京津冀地区严重环境污染的根本原因。

　　京津冀地区资源稀缺与资源生产率低下并存。尽管经济发达，但全地区万元GDP能耗仅略优于全国平均水平。河北省能源经济效率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五分之四，是美国的22%，德国、日本的13%。如此低下的能源效率与其经济产出水平和资源的稀缺状况极不相称。目前，区域三分之二的淡水资源用于经济产值低的农业灌溉。河北省农业用水超过四分之三。受高能耗影响，京津冀地区碳足迹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北京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为全国平均的1.5倍，天津为1.8倍，河北为2.5倍。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人均碳排放已与欧盟大体相当，在全球气候谈判中，“人均”优势不再。如此高碳排放、低下的碳生产率已成为国家气候谈判的拖累，使我们的气候谈判代表难以理直气壮地争取更多的排放空间。

　　大量资源消耗和严重的环境污染导致了两个极大的“不相称”：一是经济增长指标与人民生活质量不相称；二是经济发展水平与资源环境代价不相称。京津冀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的典型代表。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京津冀区域发展面临的最为尖锐的矛盾。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的战略目标就要破解这个矛盾。“探索生态文明建设有效路径、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势在必行。如果不考虑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简单地增加或转移产能就只会加剧矛盾。

　　京津冀绿色转型具有示范意义

　　文章分析，首先，实现京津冀地区的绿色转型将可以带动北方腹地的全面转型，为全国做出表率、提供经验。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现代化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样板。绿色转型的核心标志是资源生产率大幅提高和环境污染大幅下降，解决目前发展中的两个“不相称”问题，造福人民，荫及子孙。

　　其次，绿色转型是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必须构建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提高可再生能源和循环经济比例，降低污染物排放，提升环境质量。更要转变全社会文明和发展的观念，让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主流价值观的核心构成。在现阶段迫切需要建立有效的制度体系，提升治理能力，促进生态文明建设进程。

　　第三，绿色转型呼唤区域协同治理创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形成了一套有效的治理体系，通过行政区之间的竞争激发经济发展的动力，创造经济发展的活力。这种竞争机制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各自为政、缺乏合作、资源的配置低效、重复建设严重等问题。在竞争同时，更需要合作、协调和协同行动。绿色经济客观上要求促进公共利益、提高整体价值，需要不同主体，特别是行政区块之间从竞争走向合作，并进而走向协同。这正是中国目前经济社会治理体系众所缺乏的机制。大量事实和可信的理论表明，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自我组织、市场调节、和上级协调都可以产生有效的合作机制。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中，可以尝试创造激励区域协同共赢的治理机制，为中国新的发展阶段提供样板。

　　三个协同推进京津冀绿色转型

　　实现京津冀绿色转型需要顶层设计和协同行动。首先是区域协同，即京津冀三地之间的协同。把京津的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转移到河北，固然可以缓解京津都市污染，并可以在近期内刺激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但整个地区的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未必得到缓解。这不是真正的区域协同，而是临时疏散。在绿色转型方面的区域协同要求发挥京津大都市人才、资金、技术、信息、设施和区位的优势，利用周边的空间、劳动力和资源优势，带动整个地区提高经济产出，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这当然包括产业转移和承接，但前提是产业的技术升级。不仅促进企业之间的互利，同时保障区域整体的共赢。除了互利共赢，区域协同要特别强调对等和公平。对于在区域发展中占有优势的京津而言，协同不是恩赐、不是施舍，对于河北来说作用不是配合，更不是迁就。协同是优势互补，相辅相成。

　　第二是城乡协同。在人们关注空气污染、交通拥堵、就医就学买房难等城市病的同时，也需要关注耕地减少、生态退化、人才流失和住宅空心化的乡村病。城市病和乡村病同根同源；城市问题与“三农”问题互为因果。城市和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城乡统筹与协同。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均等的乡村往往是人们向往的颐养之地、安乐之所，是缓解城市人口压力的广大腹地；而荒芜废弃的村庄常常成为缺乏机会和财富的村民无奈的选择，是避之不及的贫困之源。只有当乡村发展有了光明前景之时，城市问题才可能根本改善。城市化程度并非越高越好，城市群布局和功能优化比城镇化率本身更为重要。

　　第三是产业协同。调整产业结构已成为增加三产比重的同义语。能否尝试一下逆向思维，大力发展农业，重构产业协同。在传统思维中，农业往往被看作是落后产业，因此，经济发展和结构优化就是要降低农业比重。事实上，无论从单位产品增加值能耗，还是从产业部门人均碳排放来看，农业是典型的低碳、循环和绿色产业，远比第二和第三产业更为低碳。农业的问题在于产值低，用水量大，水资源生产率低。推进高效节水的生态农业，提高农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例，不仅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和食物的安全，而且，可以替代低能效的高耗能工业，节省能源、减少温室气体和其他污染物的排放，获得清新的空气，减轻产煤区的生态环境压力。仅这一项变革，就可以大大缓解京津冀地区目前面临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产能过剩等问题。农业的优化和比重的提高可能是破解京津冀区域雾霾的真正出路。动辄数万亿的投资，何不试试投向农业？究其原因就在于现有的市场机制和政治激励体系并不支撑这种绿色变革。绿色农业需要技术、人才和投资，更需要赢利以吸引并保持技术、人才和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这个领域。农业生产经济效率低下使之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以获得资金、技术和人才。仅靠市场调节是不够的，必须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通过倡导、补贴、奖励等途径，使资金、技术和人才进入绿色农业发展。政府对农业的资金支持实质上是对公共物品、生态服务的支付，更是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未来的投资。因为，农业不仅提供我们生活的食物和水，更能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和环境。此外，国家在人才培养和提供方面应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国家可以资助培养师范生，何不同样资助培养愿意从事农业的人才？可以想象，如果有足够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会有大批的青年才俊投入到绿色农业这一希望的田野。当然，政府更大的作用空间可能在于提供一种制度环境，激励企业、个人和社会组织投身于绿色农业建设和发展。

　　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需要区域发展体制机制创新，也为治理创新和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