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业“十三五”观势

　　“十三五”收官在即。在此“十三五”“十四五”交汇之际，回溯“十三五”出版业发展历程，探析趋势、规律，对规划“十四五”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用数据说话，则是对产业发展最真实、准确，最具说服力和公信力的诠释。（由于2020年的官方统计数据尚待发布，仅以“十三五”前四年的数据反映产业走势，为了更直观、准确地比较、对照，特将“十二五”末的产业数据一并显现。）

　　产业大盘

　　整体规模递增，增速与GDP增速基本同步

　　从“十二五”末的2015年至“十三五”终结前的2019年，全国出版业的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实现营业收入（含数字出版）从2.17万亿元，增至2.87万亿元，五年间持续递增。出版业营业收入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稳居3%左右，年间略有微降。

　　营业收入及占全国GDP比重

　　5年间，出版业营业收入的年增速分别为8.46%、8.96%、6.76%、7.58%和5.89%。与同年GDP增速基本同步，其中2015年、2016年和2018年，三年增速高于GDP增速，2017年、2019年，两年增速低于GDP增速。

　　营收增速与全国GDP增速比较

　　“十二五”末以来，出版产业规模从2.17万亿元，增至2.87万亿元，增长逾3成，达32.56%。从总体上看，5年间出版产业规模处于稳增状，未有大的起落，年间增速高低差控制在2个百分点左右。

　　纸介质出版

　　出版规模下降 ，营业收入上升

　　互联网阅读、移动阅读和数字出版对纸介质出版的冲击，导致纸介质出版规模的下降，在“十二五”期间已开始显现，“十三五”期间更是成为常态。已有的统计数据显示，“十二五”末以来，图书、报纸、期刊三类纸介质出版物的出版总印张持续下降，呈递减状。从2015年的2465.90亿印张，降至2019年的1855.82亿印张，五年纸介质出版规模下降了24.74%。

　　虽然纸介质出版的总印张（耗材）下降，但纸介质出版的营业收入并没有下降。“十二五”末以来，纸介质出版营业收入除2016年同比下降外，其余年份均同比增长。在出版总印张规模下降的情况下，营业收入却增长，显示了纸介质出版效益的提升。当然需客观认知的是其中也不排除价格因素的一定作用。

　　纸介质出版是传统出版，其总印张规模下降系期刊和报纸总印张规模下降所致，图书出版总印张并没有下降。这也表明，互联网阅读、移动阅读而对长媒——图书并未造成实质性影响，尚不足以导致其出版规模的下降，图书出版的抗压性优于报纸出版和期刊出版。

　　图书出版

　　总印数、再版重印率双递增

　　图书出版作为抗压性强的产业类别，自“十二五”末以来稳步发展，是整个出版业稳中有增的主要代表。期间，其发展轨迹是：新书、再版重印书品种均增——新书品种下降、出版总品种增长——新书品种下降、出版总品种下降，这一轨迹凸显了图书出版的“两高”：成熟度更高，产业效率更高。图书出版品种是图书出版业发展的基石，“十三五”期间，图书出版品种的演变轨迹把这一基石铺就得更加坚实、更加稳固。而建立在这一基石上的自“十二五”末以来图书出版实现的两项持续递增，在图书出版发展上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一是图书出版总印数的递增，增幅依次为2016年同比增长4.32%，2017年同比增长2.29%，2018年同比增长8.29%，2019年同比增长5.87%，图书总印数递增，是不含价格因素的出版实物量的递增，比一些隐含价格因素的指标增长更具难度。“十三五”时期的图书总印数递增的重要意义在于，不仅扭转了“十二五”期间乃至之前相当一个时期内图书总印数数度下降的状况，还把中国出版业的图书总印数提升至100亿册新阶。特别是2019年在图书出版总品种减少的情况下，图书总印数的递增是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的首度出现，更加来之不易。二是图书再版重印率的增递，升幅依次为2016年提升2.24个百分点，2017年提升2.72个百分点，2018年提升2.19个百分点，2019年提升3.17个百分点。“十三五”时期图书再版重印率的递增，不仅同样改变了“十二五”期间乃至相当一个时期内图书再版重印率数度徘徊、回落的状况，还把中国出版业的图书再版重印率提升至50%新阶，继之升至55%新阶。特别是2019年图书再版重印率创下年提升逾3个百分点的升速，也是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前所未有的。

　　这两个持续递增，一是提高了图书出版的单品平均印数，二是优化了图书出版的产品结构，实现了产业效率和受众供给的两个提升，凸显了“十三五”时期图书出版的高质量发展。

　　期刊出版

　　品种增长，印数下降

　　受阅读方式转变的冲击，期刊出版自“十二五”后半期（2013年）起，进入曲折发展，一直延续至“十三五”后期。曲折发展的特点是期刊品种和期刊总印数呈逆向走势：“十二五”末以来期刊品种呈递增状，而期刊总印数呈递减状。品种递增依次为：2016年同比增0.70%，2017年同比增0.46%，2018年同比增0.09%,2019年同比增0.32%；总印数递减依次为：2016年同比下降6.29%,2017年同比下降7.59%，2018年同比下降8.03%，2019年同比下降4.48%。2019年期刊品种比“十二五”末增长1.57%，期刊总印数比“十二五”末下降23.94%。期刊出版的这一逆向走势，一方面反映出期刊出版经受着网络阅读、移动阅读兴盛的严峻挑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国民阅读的多样化需求，即便是小众化的期刊，也还是有其特定的读者群。期刊出版或被弱化，但期刊出版仍有自身的生存空间。期刊出版当因势利导，坚持两手抓：一方面强化品牌期刊的生命力、影响力，加大扶持科技期刊的力度，积极培育新生期刊，充分发挥期刊的内容资源优势，最大程度地降低纸质期刊的弱化；另一方面积极推进融合发展，加快期刊的数字化转型，以内容资源与数字化载体的融合为期刊业增加新动能。“十三五”时期的2017、2018、2019三年虽然期刊出版总印数下降，但其营业收入却实现递增，期刊业的融合发展当为重要致因。

　　报纸出版

　　品种印数双降，经受严峻挑战

　　比较期刊出版，“十二五”末以来报纸出版遭受的阅读方式转变的冲击更甚，经历的挑战更为严峻。屏读对传统阅读的冲击，报纸作为短媒首当其冲。如果说，期刊出版在“十三五”时期还有品种增长的“柳暗花明”，那么报纸出版则处于品种下降、总印数下降的双逆势中。

　　报纸出版曾为纸介质出版中的最大比重，相当一个时期中报纸出版的发展优于图书出版和期刊出版：当图书出版、期刊出版总印数数度出现徘徊、下降、回落时，报纸出版总印数始终处于递增状。直到“十二五”后期的2014年，报纸出版总印数骤然下降，且降势一直持续至“十三五”的2019年。其品种递减依次为：2016年同比下降0.63%，2017年同比下降0.53%，2018年同比下降0.69%，2019年同比下降1.07%；其总印数递减依次为：2016年同比下降9.31%，2017年同比下降7.07%，2018年同比下降6.96%，2019年同比下降14.16%。2019年报纸品种比“十二五”末下降2.89%，报纸总印数比“十二五”末下降26.16%，降幅大于期刊总印数的降幅。

　　报纸出版兼具新闻、出版两种功能，虽然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报纸被逐渐弱化，已为周知。但基于其功能，报纸仍有自己的生存空间而不致消亡。其生存发展，可谓与期刊异曲同工，即：一方面把自己的内容优势、权威性、公信力发挥至极致，维护自己的不可替代；另一方面加快、加大与数字载体的融合，闯出报纸出版发展的新路。2019年报纸出版的营业收入继前几年下降后，突现反弹，同比增长0.03%，虽然增幅不大，但这或许为一个转折，应当说这与报纸出版的融合发展不无关系。

　　音像制品出版

　　出版总量下降，细分品类有增

　　音像制品曾为大众喜闻乐见。音像制品出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初成为出版产业新兴、蓬勃发展的一支生力军，至2005年达到出版峰值，年出版品种3.5万种，出版数量6.16亿盒（张）。随着数字出版的逐渐兴盛，自2006年起，音像制品出版开始回落，其间虽偶有反弹，但总体跌势不止，“十二五”末至“十三五”时期处于持续递减状态。品种递减依次为：2016年同比下降6.49%，2017年同比下降4.17%，2018年同比下降19.57%，2019年同比下降3.60%；数量递减依次为2016年同比下降6.12%，2017年同比下降7.25%，2018年同比下降5.86%，2019年同比下降3.73%。2019年比“十二五”末，出版品种下降30.52%，出版数量下降21.09%。

　　如果说数字出版对纸介质出版的冲击尚有一个缓冲期，那么其对音像制品的冲击可谓愈演愈烈，日渐“白热化”，音像制品出版的衰势恐难止住。不过从细分品类看，每年仍有些品类增长，2019年更是CD、DVD-A、录像带三类产品的出版品种、数量均增，DVD-V的出版数量也增。这表明在大势趋跌下，一些品类的音像制品适应不同需求仍有生存空间。而“十三五”时期除2019年外，2016、2017、2018年，音像制品出版的营业收入尚为同比增长。

　　音像制品出版要在夹缝中生存，就要扬长避短，捕捉社会需求，加强针对性产品的出版，避免与数字出版产品的正面冲突，特别要把发展“听书”作为抓手，以期“柳暗花明”。

　　电子出版物出版

　　螺旋式增长，生命力充沛

　　电子出版物上世纪九十年代曾风靡一时，并为中国嬴得了国际声誉。数字出版的兴起，特别是其中网络游戏的兴盛、对电子出版物中的游戏类产品以强烈冲击。但作为出版产业中比重最小的产业类别，电子出版物以其特有的一些功能，保有了其的产业位置。仅“十二五”末以来，其年出版品种和出版数量就呈螺旋式增长，出版品种先降后升，出版数量升、降交替出现，至2019年升至“十三五”时期新高2.93亿张。而且于2017年和2019年分别以13.29%、8.56%在各产业类别中创下营业收入增速最高的纪录（不含数字出版），显示了电子出版物生命力的充沛。

　　出版物印刷

　　产量下降，营收上升

　　印刷复制仍是出版产业中比重最大的产业门类。从其中与出版物关联密切的出版物印刷来看，“十二五”末以来，无论是黑白印刷产量还是彩色印刷产量，虽间或有所增长外，总体趋势处于下降状。其中黑白印刷是先增后降，即2016年同比增长1.94%，2017、2018、2019年分别同比下降3.49%、8.55%、10.43%；彩色印刷是先降后增，即2016、2017、2018年分别同比下降31.38%、6.70%、17.21%，2019年同比增长2.75%。2019年与“十二五”末比较，黑白印刷产量下降19.42%，彩色印刷产量下降45.54%，彩色印刷降幅大于黑白印刷降幅26.12个百分点。出版物印刷产量的下降，系纸质出版物总量减少所致，即出版产业产品结构演变的结果，这一趋势在“十四五”时期恐会延续。好在“十二五”末以来，出版物印刷的营业收入呈递增状，即2016年同比增长3.28%，2017年同比增长4.04%，2018年同比增长2.46%,2019年同比增长0.21%。

　　出版物发行

　　销售双递增 ，双创史上之“最”

　　出版物发行业是出版产业直接作用于广大民众的“窗口”。“十二五”末以来，出版物发行业进入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前所未有的最佳发展期，其显著特征是出版物纯销售数量和纯销售金额实现持续双递增，且创史上新高。销售数量的递增依次为：2016年同比增长4.38%，2017年同比增长5.07%，2018年同比增长4.39%，2019年同比增长7.77%；销售金额的递增依次为：2016年同比增长9.31%，2017年同比增长7.00%，2018年同比增长7.72%，2019年同比增长7.87%。出版物纯销售递增凸显了出版业向广大民众持续提供优秀文化供给。而销售数量的4年递增，更是改写了“十二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内出版物销售数量的数度徘徊、下降，实现了业界的一个长期期盼。

　　2019年出版物纯销售83.04亿册、1059.92亿元，不仅使纯销售数量和纯销售金额分别升阶80亿和1000亿，还分别创下新中国70年销售之“最”。这两项史上新高，与“十二五”末比较，销售数量增长23.39%，销售金额增长35.91%，这两项分别逾2成和逾3成的增长，使“十三五”时期出版物发行业的发展提速。“十二五”末以来出版物纯销售的递增及创史上新高，是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特征，同时也促成了“十二五”末以来全国人均购书的持续递增，改变了“十二五”时期乃至之前更长时期的人均购书下降、回落。其间的人均购书额把国民年人均图书消费提升至70元新阶，而2019年的人均购书5.93册，不仅创下20多年间的人均购书新高，还逼近史上6册的纪录。

　　出版物库存

　　库存适量，增长适当

　　出版物库存偏高，持续增长，是相当一个时期以来困扰出版业的“窘况”。出版物库存既是出版业可持续发展之必需，又要保持适量，不致因库存过高，而占用更多流动资金，加大运营成本，影响适销品的备货。考量库存是否适量既要分析库存结构，又要科学考察库存与销售之间的关联。一般来说，年度销售增速大于库存增速是适宜的。从“十二五”末以来的销售增速与库存增速比较来看，“十三五”时期库存得到了较好管控。“十二五”末库存数量、金额增速均大于销售数量、金额增速，进入“十三五”情况好转，2016、2017两年库存数量、金额增速均小于销售数量、金额增速，其中库存数量还两度同比下降；2018年虽有逆转，但2019年再次保持库存数量、金额增速低于销售增速。而2019年与“十二五”末比较，库存数量增长5.72%，远低于同期销售数量23.39%的增速，库存金额增长36.47%，与同期销售金额35.91%的增速基本等同。据此：“十三五”时期出版物库存可谓适量，库存增长可谓适当。

　　出版物外贸

　　出口徘徊，逆差加大

　　“十二五”末以来，全国出版物（图书、期刊、报纸、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数字出版物）外贸平稳发展，出版物出口状况不甚理想，出口额始终在1亿美元左右徘徊，最高值为“十三五”首年2016年的1.10亿美元。出版物进口额逐年递增，2019年的7.97亿美元比“十二五”末增长45.44%。出口额的徘徊，进口额的递增，导致出版物外贸逆差从“十二五”末的1:5.22，扩大至2019年的1：7.38。逆差加大的致因应该说是多方面的，既有出口额徘徊不增的因素，也有很多外商对中国出版物逐渐倾向于引进版权而放弃实物进口的因素；还有进出口出版物的价格差因素，仅以2019年的图书进、出口为例，进口图书的平均单价为7.69美元，而出口图书的平均单价为4.87美元，进口均价为出口均价的1.58倍，这无形中也拉大了外贸逆差。另外，近几年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出口的影响也或为逆差加大的致因。出版物出口是中国出版“走出去”的一翼，“十四五”时期出版业当在加大出口缩小逆差上发力。

　　出版物版贸

　　版权输出激增，版贸逆差递降

　　出版物版权输出是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另一翼，“十二五”末以来，其发展势头看好。突出标志是出版物版权贸易的逆差持续缩小，从“十二五”末的1：1.80，逐年降至2016年的1：1.75，2017年的1：1.43，2018年的1：1.40，直至2019年的1：1.08。同期出版物版权输出数量除2018年比上年稍有回落外，其余各年均较上年增长。增速分别为：2016年增长10.67%，2017年增长28.95%，2019年增长25.24%。2019年出版物版权输出数量比“十二五”末增长67.13%。

　　版权输出不仅数量增长，而且有“质”的提升，仅以2019年的图书版权输出为例：对俄罗斯、加拿大、韩国、新加坡的图书版权贸易实现顺差，对美、英、德、法外的其他国家的图书版权输出激增40.68%，实现大幅顺差。“十三五”时期的终结数据尚未发布，但照此趋势，“十三五”收官，出版物版贸实现顺差或为可能；倘有不测，“十四五”时期出版物版贸实现顺差当无疑义。

　　童书出版发行

　　总印数、零售额双递增

　　童书产业是中国出版业的重要支撑。“十二五”末以来，其为业界的关注度愈来愈高，业界对童书产业的涉入愈发深拓。童书不论是出版还是发行，在“十三五”时期多呈递增。童书总印数递增依次为：2016年同比增长39.93%，2017年同比增长5.40%，2018年同比增长8.41%，2019年同比增长6.41%；童书零售额递增依次为：2016年同比增长33.46%，2017年同比增长15.88%，2018年同比增长19.47%，2019年同比增长5.23%。2019年童书出版总印数比“十二五”末增长逾7成，达70.14%，童书零售额比“十二五”末增长94.42%，几近翻番。童书出版品种和零售数量，虽然未达递增，但比“十二五”末均呈增势。童书出版品类丰富，童书市场活跃度高，长足发展势头正盛。“十四五”时期，童书产业当在新品打造上加大力度，提高新品的畅销率。

　　数字出版

　　营收翻番，互联网期刊、电子书、数字报纸比重续降

　　数字出版是出版产业中最年轻的产业类别，同时又是发展最为迅猛的类别。“十二五”末以来，数字出版营业收入持续递增，增速依次为：2016年同比增长29.91%，2017年同比增长23.62%，2018年同比增长17.80%，2019年同比增长18.61%。2019年9881.43亿元的营业收入比“十二五”末的营业收入增长1.24倍，实现翻番。

　　数字出版快速发展至年营业收入近万亿元，可谓兴盛，特别是“十二五”末才现身的新军——在线教育发展迅速，从“”十二五”末的180亿元，快速发展至2019年的2010亿元，翻了3番多。不过细析数字出版营收结构，尚有隐忧：一是占营收最大比重的一如既往仍是疏离内容产业的互联网广告，其4341亿元的营收占比达43.43%；二是传统书、报、刊数字化转型的产品互联网期刊、电子书、数字报纸的年营收虽然比上年有所增长，但三者总共89.08亿元的营收，仅占数字出版总营收的0.90%，比上年1.03%的比重下降0.13个百分点，而“十二五”末以来，该比重逐年下降，2015年为1.69%，2016年为1.37%，2017年为1.17%，2019年比重跌出1%令人堪忧。“十四五”时期的数字出版，当在加大互联网期刊、电子书、数字报纸的营收比重上发力、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