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出版高峰会议：出版机构要向知识服务商转型

　　持续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

 

　　从本届图博会融合发展的探索与尝试，中宣部进出口管理局局长王志成提出了建议。首先是出版交流要充分拥抱新技术，切实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在技术手段上，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吸纳融合VR、AR、3D全景复刻等技术，在线上真实还原图博会展会全貌，展览展示数字精品出版物。在融合发展上，打造全新的图博会官网、手机APP、线上直播间等多功能智慧服务平台，为展商和读者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

 

　　“另外，出版业也要加快融合的步伐，出版融合发展是大势所趋，出版机构要积极探索融合发展路径，从传统内容生产者向知识服务商转型，在技术上、成果转化应用上、传播渠道上、经营管理上下功夫。下一步我们将构建符合出版走出去特点需求的扶持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出版走出去等方面的促进政策，有效实施走出去重点工程，积极拓展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通过出版物的交流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王志成谈道。

 

　　在现场，王志成也回顾了近些年为了让中国出版“走出去”，进出口管理局的几个着力的方向：首先是实施“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该计划以互译为手段，传播各国经典著作，展示多样文明之美；其次，推动建设中国书架。“近几年，为满足海外主流读者、主流人群对中国图书、中国内容、中国信息的需求，我们通过文化贸易的手段，推动业界比如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五洲传播出版社等，在欧美发达国家和一带一路国家的主流书店、连锁书店、中文书店、大学书店、央企境外驻地等，开设展示展销中外文版关于中国内容的图书专架。”王志成介绍。

 

　　近年来，中国与世界各国版权贸易量保持高速增长，2019年中国与世界180多个国家达成版权贸易2.95万项，语种更加多样，覆盖范围更加广泛。在与东南亚、南亚国家保持版权贸易密切往来的基础上，与阿拉伯、中东欧国家版贸数量规模、内容质量不断提升。

 

　　由于疫情的原因，我们也可以看到国际书展变得更加多样化，线上线下融合是国际展会发展大势所趋。近几年，法兰克福书展、伦敦书展、北京图博会等纷纷引入高科技元素，推动书展线上线下一起发展。

 

　　而针对中国图书海外发行之路，多走的是传统线下发行的老路子的现象，进出口管理局推荐以网上商店、社交新媒体平台介入图书发行，“在与拉加代尔等全球知名跨国连锁实体店、世界华文百家书店等深度合作下，中国图书每年实物出口2000多万册，进入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中国图书实物出口海外发行必须在保持传统线下发行的模式下，开拓新路径。我认为，这个路径就是构建数字发行渠道。”王志成说。

 

　　几百年间知识科学的发展与出版形式的变化

 

　　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高级副总裁胡昌杰从大型国际学术出版集团的视角出发，结合多年来丰富的从业经验回顾了知识科学的发展。

 

　　“如果用科技文献的数量来衡量人类科学的发展以及人类智慧的产生，包括书、论文、其它形式的文献，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650-1750年，可以说是现代科学的开端，新的知识的产生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在100年间每年平均来说还不到1%的增长。在接下来接近200年的时间稍微快了一点，大概是2-3%的增长。人类科学真正的增长其实是二战之后，每年平均8-9%，主要的原因是全世界各国在二战以后充分认识到科学的重要性，开始纷纷投入大量专门的基金和资金到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在这个时期科学家也真正开始成为一个专门的职业，随着全世界科研的基金以及科学家的数量不断增加，人类知识的数量才开始快速增加。”

 

　　欧盟去年资助了一项报告，主要是探索科学传播和出版的未来。在这个报告里，把二战之后的学术出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45-1970年，属于快速发展阶段，战后百废待兴，全世界各国政府开始大量的投入，科技的产出快速增加。这个阶段另外一个重要的标志，是专业出版或者学术出版开始真正进入快速商业化的进程，有大量的资金和人才开始进入这个环节。

 

　　第二阶段是1971-1995年，相对比较平稳，是传统的纸质出版。随着每年新出版的书和期刊的数量不断增加，传统学术出版主要订户是图书馆，就造成一个问题“订阅危机”。图书馆的预算增长速度赶不上新的书和刊的增长速度，所以就造成了订阅的问题。恰好，在1990年代初开始出现互联网，瞬时帮助学术传播界解决这个问题，1996年开始学术出版就进入了数字时代。

 

　　学术出版行业在所有的媒体形态里，甚至是所有的行业里是最先、最成功地完成数字化的转型。在1996年大部分期刊已经在网上以电子版的形式被订阅了，可以很好地解决纸本时代订阅的问题，也产生了一种新的模式——即出版商把线下的期刊全部打包卖给图书馆。

 

　　“我们现在已经处在2020年，2005年开始的‘开放获取运动’还在进行中，现在的科学需要互通互联，我们作为科学传播方和科学出版方是有责任的，来加强连接，助力全球的科学家以及背后的科研基金开展世界一流的研究，帮助他们把最新的成果传播出去，进一步提高可读性。当然，全世界的学术传播和学术出版方都在积极采用新技术，希望利用新的技术来扩大所谓的网络效应，进一步推进更大的合作和信任。”胡昌杰谈道。

 

　　北京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康伟认为，加强技术创新，培育出版新业态，适应疫情防控常态化和后疫情时代的内容需求模式，已成为出版业的共识。我们的读者去了网络，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出版物就被抛弃了。出版业“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内容。对于出版业的融合方向，他提出了“三融”，即融数字技术、融文化创意、融实体经济。

 

　　在主题演讲中，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志坚认为，疫情与5G使出版业呈现出两个特点： 出版内容和表现形态更加多样，全民阅读可能越来越把“读书”与“读屏”统筹起来加以推进；出版产业链不断延长，不同领域之间的融合壁垒将被打破，数字内容企业的品牌运作和经营跨界能力将在竞争中更为突出。黄志坚认为，在这样的大背景中，必须推动出版融合向纵深发展，在融合中保持和发挥出版的核心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