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中国将紧扣这一目标任务，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此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必须通过改革破除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激活蛰伏的发展潜能。
如何看202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
2020年略低于6%也能实现翻番
记者：2019年三季度GDP下降至6.0%，触及2019年增长目标区间的下限，如何看待经济下行以及2020年经济增长前景？
刘世锦：从目前经济形势看，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速增长平台，但还没稳下来，今后一两年内还可能有0.5到1个百分点的回落空间。根据我们宏观模型分析，2020年一季度后，经济很有可能再次进入下行通道，2020年稳增长的压力和挑战将大于2019年。
不过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2020年即使经济增长略低于6%，也可以实现“两个翻番”的目标。
未来中速平台上的中国经济增速可能稳定在5%-6%，或者到5%左右，这比过去低一些，有些人可能不大适应，这是符合中国潜在增长率的。而且要保持5%以上的增长速度，其实并不容易。
剔除价格因素，如果2019年增长6%，这一年的新增量放到2000年增速是30%，放到2010年是11%，这都是很高的增速。
尽管增速在逐步回落，但中国经济每年的新增量仍是全球最大的，提供了全球30%左右的新增量。2018年，中国的新增量相当于一个澳大利亚，今后两三年可能会相当于一个俄罗斯。可以说全球最大的经济增长潜能在中国，最重要的发展机会也在中国。
记者：您在多个场合提到，中国经济正从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5%左右的中速增长平台，经济下台阶之后能否在5%左右触底企稳，还是会进一步下行？
刘世锦：中国经济已经历30年的高速增长，近10年逐步回落，这种回落很难用一般的周期波动理论来解释。这是增长阶段的转换，由高速增长阶段逐步转向中速增长阶段，这一过程也是被国际经验所证明的。
从2016年开始，中国经济逐步进入中速增长平台，目前还没有完全稳下来。所谓的触底是指它不再明显往下走，初步稳住了，但是并不会出现V型、U型反弹，更不可能重返过去的高增长。
记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增速换挡？如果不是周期性因素，其背后的结构性因素是什么？
刘世锦：根据我们对潜在增长率的研究，2020年到2025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大概在5%-6%之间。增长阶段的转换是符合规律的。
中国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原因主要有四个。第一，工业化到一定阶段后多个领域相继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这与边际消费收益递减等因素有关。中国出口的峰值在2011年左右就已出现，中国房地产的最高点在2013年，基建投资的最高点在2016年，与其相对应的焦炭、水泥、乙烯、粗钢等重要工业产品也都相继出现了历史需求峰值。
第二，人口和劳动力结构发生重要变化。15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从2012年开始出现下降，每年下降200万人，最近几年更是达到四五百万人。2018年，中国就业人口也开始下降。
第三，可利用的技术正在减少。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全世界最齐全的工业门类，而且在部分领域已经开始并跑和领跑，这从另一方面反映的是可以利用的技术已经明显减少。
第四，资源环境可承受的能力达到临界点。比如，资源消耗、碳排放已经接近历史峰值，环境容量大幅度收缩。
让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通过改革破除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激活蛰伏的发展潜能，如何理解？
刘世锦：经济增长是由要素的供给、质量及其组合结构，或者简单说就是结构性潜能来决定的。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保持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增速，主要靠结构性潜能的释放。
目前的挑战是，迈过历史需求峰值后，基建、房地产、出口等与高速增长相配套的结构性动能开始乏力，必须激发与中速增长期相匹配的新结构性潜能。
这需要破除体制机制上的束缚，深化改革开放。一般而言，改革是慢变量，影响中长期增长，但在特殊时期改革也可以影响短期增长，2020年大概就是这种特殊时期。
在发掘新的结构性潜能上，2020年应做好六件事情：
首当其冲的就是通过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大都市圈发展；
第二，打破行政性垄断，改进低效率部门；
第三，促进产业内优胜劣汰、转型升级；
第四，加快前沿创新，带动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业增长；
第五，培育更适应中小微企业成长的制度环境；第六，传统工业转向绿色发展。
记者：我国一直采取发展中小城市、控制大城市规模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近年提出发展都市圈，如何推动大都市圈发展？
刘世锦：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大都市圈加快发展。今后十年，中国70%以上新的经济增长动能都来自大都市圈。
大都市圈是在核心城市之外的50-100公里范围，在现有乡村基础上发展起一批小镇或小城市，形成新的专业化分工体系，这需要人员、资金、技术、土地等要素能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也就是说，既要让农民进城，也要允许城里人下乡。
这方面“卡脖子”的是农村集体土地制度改革。前段时间通过的《土地管理法》已经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开了口子，但宅基地还不能对外流转，而真正的需求却在外部。可以考虑在城乡结合部开展农村宅基地流转试点，把土地这种稀缺的要素解放出来。
有一种顾虑认为，允许宅基地向外流转会动摇农民安身立命的根基，这在过去是对的，但市场经济和社会保障体系已有巨大发展，农村集体土地和宅基地转让的收入，可首先用于农民的社保，用社保体系为农民提供更为可靠的社会安全网。
记者：你多次强调，破除电力、通讯、石油等领域的行政性垄断，这是基于哪些考虑？
刘世锦：现在中国还有不少效率“洼地”，主要是存在行政性垄断、缺少充分竞争的领域，特别是基础产业领域。在降成本方面，有研究表明，我国的能源、物流、通信、土地、融资等基础性成本要超出美国一倍以上，一个原因也是相关行业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性垄断。
下一步应该在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通信、金融等领域实质性地放宽准入、促进竞争，要有一些标志性的大动作。比如说，石油、天然气行业能不能上中下游全链条放宽准入、放开进口。电信行业能不能再搞一两家民营资本或者系统之外国有资本参与的基础电信运营商，而不是虚拟电信运营商。
这样做可以带动有效投资，更重要的是能降低实体经济和全社会生产生活的技术性成本，从全局上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效率。
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
记者：在实现“两个翻番”目标之后，如何看未来中长期经济增长目标？
刘世锦：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之后，我建议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即用十年时间推动中国中等收入群体从4亿增长到8亿至9亿。
中等收入群体是指三口之家一年收入10万到50万元，目前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占比是31%，若能实现倍增目标，这一比例将上升至60%以上。国际经验表明，中等收入群体占人口总数一半以上时，社会才能真正稳定下来。
中国还有10亿人没有坐过飞机，5亿人没有用上抽水马桶，中国经济下一步增长的需求大部分来自于这些低收入群体。这部分需求上不来，将会直接影响全社会的需求增长。
释放这部分潜力最重要的是要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应该减少人们之间由于社会关系或者体制机制等因素造成的能力差距。
记者：现在很多改革是自上而下推动的，应该如何激发基层大胆闯、大胆试的积极性？
刘世锦：改革要解决好顶层设计和基层试验的关系。顶层设计要解决的一是方向问题，往东还是往西，别走偏了；二是底线问题，明确什么事不要干，什么局面要避免。在此基础上，到底什么办法适合实际状况，还得让地方、社会、企业和个人去试，要给出比较大的自主空间。
在此过程中，要调动三个积极性。一是政府官员的积极性，解决激励和约束的再平衡问题，表彰一批愿作为、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地方竞争机制，这曾是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发动机之一，这个发动机不能熄火。二是企业家的积极性，最重要的是稳定预期和信心，让企业家愿意促进创新和进行长期投资。三是科学家的积极性，让其能够心无旁鹜，自由探索。
即便改革开放四十年了，我们还要坚持“摸着石头过河”，这是因为40年前遇到的问题和今天遇到的问题不一样，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仍然会遇到各种未知未解的问题与不确定性。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还得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我们新时期特别应该重视的改革基本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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