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新中国70年图书出版业 奉献更多中国好书

　　可以从规模的发展壮大来回顾。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图书出版社不到百家，书店不到3000家，如今出版社已发展到581家，书店超过20万家，此外还有被称为图书销售半壁江山的网络销售。1950年全国出版图书只有12153种，2018年全国出版图书已经突破50万种。至于图书出版业的经济规模愈发无法比较。

 

　　也可以从经营结构的优化来回顾。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没有一家出版发行集团，更谈不上上市。70年后的今天已经有了30多家出版发行集团，16家上市的国有出版股份公司。

 

　　还可以通过对外交流的成就来回顾。上世纪50年代，我国只有极少量的图书出口，极少参加国际书展。而2018年出口图书全年达6000万美元，年度输出图书版权1万多种到89个国家和地区。现在，全世界40多个国际书展，几乎每个书展都有中国的出版机构参展。中国图书出版业已先后在法兰克福书展、巴黎图书沙龙、伦敦书展、美国书展等18个国际书展上举办中国主宾国活动。

 

　　还可以从技术创新的日新月异来回顾。在图书出版走过了纸介质铅印、胶印和数字印刷的历程之后，图书数据库、电子书、有声书、AR/VR图书、多媒体电子书接踵而至，闻所未闻的数字出版物现已与纸介质书籍成并存态势，而智能出版还正在兴起。

 

　　然而，回顾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历程，我以为最重要的还是要通过出版的好书来回顾，因为出版业的主要使命就是多出好书。

 

　　新中国成立之初，从解放区带来的一批文学作品《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小二黑结婚》《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白毛女》等出版发行。与此同时，五四以来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艾青、冰心、叶圣陶等名家作品继续出版。

 

　　当读者正思量新中国将如何对待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的时候，1952年《水浒传》出版了。很快，不仅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苏联小说出版了，俄国的普希金诗歌和高尔基、托尔斯泰等人的小说也出版了，《莎士比亚戏剧选》和巴尔扎克的小说也陆续出版了。

 

　　最激动人心的是一批令人感奋的新书——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启动了革命战争的文学书写，之后便有“保林青山”和“三红一创”蔚为大观。前者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和《山乡巨变》等四部长篇小说，后者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四部长篇小说《红日》《红岩》《红旗谱》和《创业史》，成为中国文学出版史上的佳话。《毛主席诗词选》的出版，《铁道游击队》《我们播种爱情》《三家巷》《苦菜花》《上海的早晨》等一批长篇小说和《将军三部曲》《雷锋之歌》《复仇的火焰》等一批抒情长诗的出版，让亿万读者闻书香而感奋。

 

　　建设年代的图书出版起步之初就确定了“古今中外”的格局。古代文化遗产整理研究的出版加快了步伐。4部古典文学名著校注本出齐，一批古典小说、诗词、散文、文论相继出版，“二十四史”整理校注工作开始启动。外国文学“三套丛书”（“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马克思文艺理论丛书”）的出版，宣示了中国图书出版业的现代品格——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更是人类文明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7年里，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200余种世界各国学术译著。与此同时，国家出版管理部门还组织制定了《外国名著选译十二年（1956-1968年）规划总目录》，共计划收书1614种。这一规划在1978年之后得到落实。1982年“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一辑50册出版，引得众多青年学子竞相争购。现在，这一皇皇巨著已经达到700种的规模。

 

　　1978年5月，伴随改革开放，出版机构重印35种中外文学名著。《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更名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加大了覆盖面。重印中外文学名著，满足了广大读者“井喷式”的阅读需求和人们思想解放的迫不及待的需要。

 

　　改革开放40年来，许多图书的出版成为标志性事件。《青春万岁》《冬天里的春天》等长篇小说的出版标志着开启思想解放的闸门；《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红高粱家族》等作品的出版标志着文学更紧密地拥抱普通大众；《尘埃落定》《东藏记》等作品的出版标志着文学的多样性成为可能。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儿童文学奖，标志着我国儿童文学的出版已达到可与国际同行平等对话的水准。《不列颠百科全书》全译本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百科事业已经赶上先进发达国家的步伐。“走向未来丛书”和“走向世界丛书”“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等丛书的出版标志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和文化建设已经拥有更为广阔的参照系。“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的发展从理论到实践上都转型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外国版权图书的引进和出版同样具有标志性。上世纪80年代《大趋势》《第三次浪潮》等，上世纪90年代大量外国经济学名著，20世纪之初《世界是平的》等书籍的翻译出版，标志着中国既能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且能自主选择道路前行。

 

　　进入新时代，我国科技出版经常使得国际同行惊喜。《工程控制论》《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中国大科学装置》和“中国高铁技术系列教材”等书籍的出版，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在若干重要领域已居于领先地位。

 

　　书香飘过70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出版5年来，已经以22个语种、25个版本、625万余册发行量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海外受欢迎程度是中国图书70年来没有出现过的。这一出版实例让我们意识到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正受到世界更广泛的关注，我们可以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奉献更多的中国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