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遵循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规律，需要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作用同样重要，通过宏观调控、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等引导改革。

　　中国40年来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充分条件是改革开放，必要条件是人口红利。改革开放通过改革消除了制度障碍，允许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实现了资源重新配置。只有在经济进行改革和开放，并且在这条路上走对了的时候，才可能把潜在的人口红利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源泉。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举办的“经济研究·高层论坛——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经济研究》复刊40周年”日前在京举行。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等专家总结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功经验，展望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

　　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改革开放

　　杨伟民表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根本保证，也是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杨伟民详细解读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引下的中国经济发展路径。

　　发展目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的目标是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根据发展阶段，制订发展目标，从而最大限度凝聚全社会共识，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

　　发展目的。中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执行过程中存在着以GDP为核心、以GDP论英雄的倾向。我们仍然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经济建设必须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价值导向。

　　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对我国经济发展提出了“三期叠加”、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判断，十九大又提出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三个阶段是内在逻辑统一、逐步递进的，也是实践的发展和认识深化的过程。当一个国家在经历了起飞阶段高速增长后，必然进入到更高的发展阶段。支撑过去高速增长的需求结构和供给条件都已经变了。2012年到2016年期间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实际是发展阶段变化的结果，而不是所谓周期性的短期变化。因此，去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企稳，也不是新周期的开始，只是正常波动。

　　发展路径。中国经济过去创造了中国速度，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500多种产品中有200多种产品居世界第一。但是，原创性产品不多，特别是拥有自己技术的企业不多。我们要从过去高速轨道转向高质量发展轨道。高质量发展包含六个方面：一是保持增长、就业、价格、国际收支等指标的均衡；二是促进产业体系的现代化，生产方式的平台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要有一批核心技术、产品或零部件；三是保持农业、工业、服务业协调发展；四是促进资源空间均衡；五是实现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六是着力提高资本、劳动、资源等要素效率，更重视提高人才、科技、数据、环境等新的生产要素效率。

　　发展理念。面对国内外的新形势，新矛盾，要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五大发展理念。

　　宏观调控。必须要适应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经济形势变化。扩大需求和改善供给是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思路，不同的阶段要针对不同的问题，该扩大需求时就扩大需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我们调整宏观调控的思路，从以扩大需求为主，转向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

　　发展战略。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战略，对以往的发展战略也进行了充实完善，先后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粮食安全、水安全、森林安全、能源安全和创新驱动等作出了战略部署，每一项战略部署都提出了完整的思路和措施，必将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和巨大变革。

　　经济改革。中国经济的高速度靠的是改革，今后的高质量发展必须，而且只能靠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遵循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规律，需要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配置，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和效率的最优化。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作用同样重要，但两个作用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市场的作用是配制资源，政府的作用是通过宏观调控、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等引导改革。

　　“改革永远在路上。”杨伟民说，进入经济发展的新时代，关键要坚持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引，强调稳中求进，保持战略定力，实施好一系列新发展战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

　　改革开放与人口红利创造经济增长奇迹

　　蔡昉认为，中国经济过去40年的增长奇迹并非如西方学者所说是“意外的结果”，而是改革开放这个充分条件和人口红利这个必要条件结合的产物，符合经济发展的逻辑。

　　蔡昉称，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高度赞誉中国奇迹。然而，在经济理论上对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经济高速增长的解释的话语权却在相当程度上被西方学者统治着，这导致国际上对中国经济存在许多误读和偏见。

　　在蔡昉看来，中国40年来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充分条件是改革开放，必要条件是人口红利。改革开放通过改革消除了制度障碍，允许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实现了资源重新配置。人口红利不仅仅是一种资源禀赋，因为世界上具有潜在人口优势的国家不只是中国，非洲和印度也有人口红利。只有在经济进行改革和开放，并且在这条路上走对了的时候，才可能把潜在的人口红利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因此，我想强调的还是改革本身。”

　　从数据上看，中国形成潜在人口红利的时期与改革开放的时期完美重合。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增长最快的时期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一直持续到2010年。与此同时，15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非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增长是稳定的。这种剪刀差带来了抚养比的下降和劳动人口的充足供给。

　　人口结构特征也为资本积累提供了重要支撑。由于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增长、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这就造成了高储蓄率、高投资率。资本投资需要回报率来维持，而中国在这个发展阶段，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导致资本并未出现边际报酬递减。有这两点做支撑，资本积累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人口红利在消失，经济增长在减速。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果说过去的经济增长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源泉是人口红利，未来的增长中不再能指望人口红利，甚至其中一些与人口红利相关的要素，如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是负的。今后要保持中高速增长，必然越来越依赖全要素生产率，这是唯一的可持续性增长源泉。”蔡昉强调。

　　蔡昉表示，首先，全要素生产率直接来自库兹涅茨效应。库兹涅茨把产业结构变化的动力和结果，归结为资源或生产要素在产业间再配置导致生产率提高，这已经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所证明。其次，全要素生产率直接来自熊彼特效应，即在创造性破坏条件下资源或生产要素在企业间流动并再配置，是生产率提高中的重要贡献部分。最后，虽然应用新的技术等创新过程是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源泉，但是，技术进步并非一个匀质的过程，最终整体生产率得以提高，在于让那些最先且最成功的创新者更多获得并使用要素与资源。

　　蔡昉认为，把全要素生产率解释为一种配置效率，不仅有利于在概念上理解它，同时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有利于帮助它们准确认识全要素生产率的抓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企业和投资者的事，政府不应该直接去抓。但是政府也不是无所作为，政府需要营造允许企业自由进出和生死的市场环境，疏通各种要素自由流动的通道，帮助企业和投资者进行创造，同时也应允许企业和投资者退出和被破坏。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护，保护脆弱人群，保护得越好就越能够有破坏的勇气和机制。

　　为了保持未来的经济增长，需要保持一定的全要素增长，关键是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这些改革可以带来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劳动参与率，进而提高潜在增长率，使未来经济增长下降更平缓一些，持续的时间更长一些。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

　　对改革开放40周年最好的纪念方式是讲好中国经济故事

　　高培勇表示，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经济研究》复刊40周年。对改革开放40周年最好的纪念方式，不是简单的罗列中国经济发展成绩单，而是在系统总结改革开放40年基本轨迹、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的基础上，讲好中国经济故事，做出创新性理论概括。对《经济研究》复刊40周年最好的纪念方式，也不是简单的罗列刊物自身成绩单，而是在全面回顾中国经济理论研究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互为依托、良好互动历史的基础上，构筑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做出对世界经济学的应有贡献。

　　经济所成立于1929年，迄今已有将近90年的光阴，且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时期。按照历史渊源计，可称之一个“老所”。经济所以经济学学科门类立所、全面覆盖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经济史学，按照人员规模和覆盖学科范围计，可称之为一个“大所”。

　　“中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经济理论工作者应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深入研究中国改革开放新征程中出现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党和国家贡献更多的创新性经济理论成果，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智力支持。”高培勇强调。

　　《经济研究》创刊于1955年，1966年停刊，1978年经党中央批准，正式复刊。60多年来，作为一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学术研究窗口和学术交流平台，特别是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发表重要原创性经济理论成果的学术期刊之一，《经济研究》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全面见证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历程以及中国经济理论研究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良好互动并做出积极贡献的历史。

　　高培勇表示，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的历史方位，《经济研究》不仅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始终坚持严格的学术标准，继续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学术影响力和决策影响力。而且，要与各位作者、读者以及各位学术期刊同行携手，坚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共同构筑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增强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经济学的国际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