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全面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发展的经验与实践，以世界不同国家、地区的读者更容易接受的方式，以各种喜闻乐见的媒介，以及更容易获得的渠道，“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是中国出版走出去在新时代的历史使命。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中国新闻出版还面临着如下诸多方面的矛盾和挑战。
“走出去”三大问题
第一，在政治上，中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与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愈来愈大的世界影响力不相匹配。这个问题突出体现在有关当代中国政治、法律、制度等中国主题图书的出版方面，即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一直没有得到系统阐发，中国主题图书还缺乏品牌化、规模化、系统化。
从1978年至今，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功作法，如中国的经济特区、保税区到新世纪的上海自贸区，仍然是一些非洲、拉丁美洲等一些发展中国家来华考察、学习的主要内容。然而长期以来，不论是中国获得民族独立的经验，还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智慧，在西方的学术界、思想舆论界以及媒体领域，这些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一直处于被遮蔽、曲解甚至被歪曲的状况。再加上中国本土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对于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给予充分阐释得不够，挖掘和梳理得不足，其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得到充分弘扬。
新闻出版的核心是出版思想，传播精神，弘扬价值。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二卷均获得广泛的世界影响为标志，提醒着中国出版界，以中国道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核心的当代中国主题图书，在当下复杂的国际政治格局下，蕴含着一个巨大而潜在的需求。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在西方主导世界历史的400年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中国新闻出版界要有这种思想自信、文化自信，才能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第二，在经济上，中国新闻出版业与中国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第二大经济体地位不相适应。这一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中国新闻出版业与中国经济高度国际化还没有协调互动，合力参与国际竞争的文化格局尚未形成。据商务部的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中国对外投资累计达13573.9 亿美元，中国有 2.44 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共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3.72 万家，分布在全球190个国家（地区），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5万亿美元，2016 年，境外企业向投资所在国家（地区）缴纳各种税金总额近 300 亿美元；年末境外企业员工总数 286.5 万人，其中雇佣外方员工 134.3 万人，中国稳居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的地位。但美中不足的是，迄今为止，经济与文化双轮驱动全面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格局一直尚未形成，中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上“单兵突进”，在与西方跨国资本在技术、资源、人才等方面展开全方位竞争的同时，长期处于西方舆论攻击的被动地位。西方跨国资本为了应对中国竞争，充分整合了新闻媒介、思想舆论等文化资源，对于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经营活动蓄意“妖魔化”，有的甚至颠倒黑白、无中生有，“中国威胁论”“中国新殖民主义”等舆论甚嚣尘上。迄今为止，类似现象还在继续，但是来自于中国新闻出版领域的有效应对仍然十分不足、十分单薄。
（2）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实践已经大大超越了目前新闻出版管理的体制、机制，而有些管理体制、作法甚至严重制约着行业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传播数字化的飞速发展，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实践，已经从图书、期刊、报纸、电视、电影、广播、互联网等大众媒介传播，转变成为不同媒介、载体的深度融合，并进一步通过组织传播和部分地区、部分国家的人际传播取得一定的传播实效。中国上万家中国海外投资企业、几十万中国留学生和在全世界各地从事劳务、工程承包的近百万中国产业工人以及成千上万种中国制造产品，它们在不同层面上承载着中华文化的信息而成为对外传播的载体。从理论上讲，这些都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体系的一个有机组织部分。然而无论业界还是政府主管部门，都还停留在行业管理、行政区域市场分隔的层面上，导致一些具有广泛传播效果的资源、传播手段、传播渠道还没有充分调动、组织和协同起来，行业市场活力没有得到充分释放，现代新闻出版的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构建。如何适应中国经济高度国际化的需求，拓展新时代中国新闻出版的产品、市场、机构的内涵和外延，把已经在海外投资、工程承包以及劳务承包的上万家企业主体以及中国制造的各种产品，同时赋予其文化传播主体功能，打造中国文化与中国经济共同参与世界竞争的新格局，这是摆在新闻出版主管部门、业界以及学术研究领域面前迫在眉睫的重大现实课题。
第三，在文化上，中国新闻出版业与中国数千年历史积淀的丰厚文化内容不相称。可以说，世界上任何一个文化体，都没有像中华文化这样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出版资源。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世界影响愈来愈大，具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吸引力愈来愈大，亟需要以喜闻乐见的语言、方式和载体，以更容易获得的渠道，介绍给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但是与丰富的中华文化资源与越来越强的吸引力相比，中国新闻出版业供给能力还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跨文化、跨语种的出版能力不足。即中国出版机构的图书、报刊、数字化产品不仅要能够满足中文本土读者的需要，还要能够被不同国家、民族以及不同文化区域的人们所乐意接受和喜爱。
美国是当今世界的出版大国、强国，美国排名靠前的出版企业无一不具有跨文化、跨语种的出版能力。美国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虽然总部位于纽约，但在世界18个国家拥有120多个独立的出版社。2014年7月，哈珀·柯林斯耗资455万加币购买了加拿大的禾林出版公司，在原有基础上又新增加了13个国际市场，并新获得了17种新语言的翻译出版权，同时还在德国、伊比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继续设立办事处。哈珀·柯林斯经过200多年的发展，迄今每年能够以20多种语言出版近万种新书，并拥有世界最大的英语、德语、西班牙语的语料数据库。
以跨语种的出版能力来衡量中国近600家出版机构，除外文出版社、五洲出版社等常年面向海外市场的个别出版机构，能够规模化出版英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通用语种图书之外，绝大多数还仅能够偶尔涉及，更谈不上规模出版。其他如“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使用人口数量大、对于中国发展道路与经验具有强烈需求的语种，如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等图书还凤毛麟角。以跨语种出版这个显著的指标来衡量，中国出版与世界出版强国之间的差距还很大。
（2）跨地域、跨国别的市场占有率很低。跨地域、跨国别的出版市场，即意味着未来中国出版机构不再以中国大陆为单一市场，还要面对世界不同国家、地区的读者需要，在出版对象国有针对性开展出版营销活动。一个国家出版的文化产品是否能够占有跨地域、跨国别的市场，在多大程度上占有，是这个国家是否为出版大国的核心指标。
事实上中国出版企业也存在着一个天然的国际市场，那就是学术界公认的儒家文化圈，或者称为中华文化圈，只不过中华文化圈所形成的文化市场并不是像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列强那样通过殖民扩张形成的，而是中华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慢慢向周边传播、渗透的结果。中华文化核心圈的核心是汉字文化圈，即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的中国同胞，以及在东亚、东南亚、欧美、澳大利亚、非洲、拉美等地区和国家的华侨、华裔，这个核心圈是汉语图书、期刊、数字化等文化产品的天然市场。第二个文化圈就是长期受中华文化影响的亚洲周边国家，如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中华文化的价值观、思想理念也是得到认可甚至完全接受的，某种程度上中华文化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底色。这就意味着中国出版的日本语、韩语、越南语、泰语等图书、期刊和数字产品在这些国家具有西方跨国出版集团所无法比拟的优势。但囿于各种原因，中国新闻出版业一直没有有计划、有目标地进行国际市场规划，这不能不说是全行业的一个巨大短板。
（3）世界化、多元化的出版人才匮乏。所谓世界化、跨文化的出版人才，即意味着未来中国出版企业不仅仅以中国员工为主，还要大量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宗教信仰以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编辑、出版和发行人才。
当今世界的跨国出版集团，无一不是在全世界各地拥有分支机构，一个出版集团的员工可能来自十几个国家，文化以及宗教信仰可以千差万别。以企鹅兰登出版社为例，两家出版企业均为世界性出版企业，2013年两家公司合并手续，就经过了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和加拿大、南非和中国7个国家地区监管部门的批准。目前旗下拥有分布在五大洲的独立出版公司数量达到了250家，包括兰登书屋和企鹅出版集团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中国的所有出版机构和在南非的大众图书出版业务，兰登书屋在西班牙和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巴西、智利、乌拉圭、阿根廷等拉丁美洲的出版机构。企鹅兰登目前在全球拥有10594名员工，每年出版15000种图书，每年发行的图书、音像和电子书的数量是8亿多册（份）。企鹅兰登出版集团是当今世界真正意义上的出版帝国，在出版人才的世界化、多元化方面，为中国出版企业的世界化进程树立了一个未来长期努力的目标和典范
以此标准来衡量中国500多家出版企业，其差距更是显而易见。目前中国大陆每年大约能够吸引8000～1万名世界各个国家、地区的外籍人才到中国就业，但85%以上服务于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其余15%集中在中国金融、法律、科技以及教育领域，而直接能够雇用外籍员工的中国出版企业还屈指可数。
人才是图书出版等文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中国新闻出版要承担向世界提供“中国智慧、中国道路”的历史重任，必须要从世界范围、国际视野上进行筛选和组织人才，不仅要在传统出版的策划、编辑、印刷、发行等层面，具有吸纳世界一流人才的能力，还包括数字出版、网路出版、移动终端和社交媒体等领域要拥有国际化的创新人才队伍。在这方面应引起政府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非旦夕之功，中国新闻出版业要及早出台中国新闻出版人才的国际化战略规划目标以及实施保障措施，从新闻出版人才国际化建设的角度推动中国新闻出版“走出去”。
“走出去”对策建议
中国新闻出版与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愈来愈大的世界影响力相比，与中国目前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相比，与具有数千年历史积累的丰富文化出版资源相比，都还存在着严重不匹配、不相应、甚至不对称的问题与矛盾。这些问题、矛盾产生的原因，既有中国新闻出版领域行业内部的问题，也有社会外部制度环境不配套等行业外部问题，也有思想理论探索不到位，尚没有从新时代新闻出版业国际化战略规划视角统一认知等问题。中国新闻出版业要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南，紧紧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契机，解决行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打破束缚行业国际化发展的体制枷锁，利用政策与新技术的利好加快行业新旧动能转换。具体对策、建议如下：
第一，在已经组织实施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精品出版工程项目下，专门设立以拓展世界出版市场为目标的“中国主题出版国际化”工程。由政府主管部门出面制定包含当代中国政治、当代中国经济、当代中国法律、当代中国文化等在内的中国主题出版国际化规划，从学科、专家作者队伍的遴选、选题设计以及电子书、数据库、互联网在线产品等不同媒介载体出版，到以不同语种对外翻译出版、传播，使“中国主题”国际出版物迅速规模化、品牌化，从而解决中国新闻出版业与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日益增强的世界影响力不匹配的矛盾。
第二，加大支持和鼓励在“一带一路”国家承接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等大中型国有企业和民间资本、社会资本进入对外文化出版领域，并在前期项目资金扶持、投入以及出口退税、出口奖励等方面进一步出台针对性措施。自十八大以来，国家和相关政府部门连续推出了一系列做大做强现代新闻出版产业的制度性措施，其中较为突出的是2013年11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参与对外出版、网络出版，降低社会资本进入新闻出版行业的门槛，文化部、商务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多个部委又推出了出口退税、出口奖励等细化措施。根据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评估来看，民间资本进入对外出版领域的实施效果明显，因为民间社会资本比公有制文化企业在海外更加方便灵活，更能够贴近目标市场进行针对性运作。但美中不足的是相关细化措施仍然没有完全配套，应该在此项政策的基础上，特别是对外项目前期资金扶持，以及实施环节全程监控方面等方面，加大评估监督力度。特别是要打通中国新闻出版企业与中国经济海外投资活动的行业壁垒，鼓励已经在“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承接重大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项目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进入新闻出版业，支持其在域外开展文化传播活动，推动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对外新闻出版领域，利用新技术、新业态的发展优势，打造一批能够与中国经济国际化合力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现代新闻出版企业。
第三、在现有对外文化资助工程的基础上，组建对外文化出版传播基金，争取资金扶持实现前期选题、出版翻译、市场营销、机构运营和人才聘用等全流程的全覆盖。自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对外文化的翻译、出版资助工程和计划，中国新闻出版业已经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主体和支柱，涌现出了一大批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出版机构和文化产品。应该乘势而上，进一步推出新时代升级版，即组建对外文化出版传播基金，推动中国新闻出版尽快具备跨文化、跨语种、跨国别的出版、营销能力，并以拓进国际化市场为目标，出台相关国际化、本土化的出版人才队伍规划和保障措施，以便早日造就一批国际著名的中国新闻出版企业，为建设文化强国提供国际化的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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