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增长问题

　　中国目前正面临着来势凶猛的的逆全球化浪潮，如何在这个严峻的背景下保持增长，是政府和社会各界都极为关注的问题。我个人一直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在美方促进下，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了。特朗普已经把他的主要内阁成员换了一拨，换的这批人共同的特点是反全球化。事实上如果你往前追溯，特朗普能够当总统，与支持他的选民阶层有关系，这些选民认为自己是全球化的受害者。

　　中国经济必须要面对全球化退潮

　　全球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就是让发展中国家的低端劳动力受益，让发达国家高端的劳动力受益。如果没有全球化，将近2.8亿的农民工不可能在非农业部门就业，中国就不可能依靠出口发展经济，很多老百姓的生活也不可能提高到今天的水平。同时，全球化使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大量资本可以去全世界追逐利润，并导致工作岗位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样一来，全球化拉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加上美国国内右倾分子的鼓动，蓝领阶层反对全球化就不难解释了。这个阶层选民的支持对特朗普胜选、继续执政和将来连任都至关重要。所以说，特朗普要推贸易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有些人认为特朗普经济政策的改变是因为美国的竞争力，尤其是能源生产效率的提高。竞争力提高的经济体更希望开放市场，怎么会千方百计去阻止全球化。

　　中国怎么应对？首先可以争取美国自1980年代末出台的对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的政策。其次，继续发展亚洲内部贸易。其实，中国对亚洲的出口在整个出口当中的比重不断增加，这已经持续多年了，但空间还很大。第三，中国一直在做的，就是调整产业结构，应对新的国际形势，这是比较困难的事情。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中国必须从根本上增加消费。借助全球化，但中国的储蓄率特别高，储蓄又大于投资，所以形成了大量的外汇储蓄。怎么看中国的消费呢？从平均水平看，目前全球人均收入约计1万美元，中国目前是9000多美元，还属于偏穷的国家，消费有大幅度提高的潜力。

　　中国经济有潜力继续保持中高增长

　　首先，我认为中国是有潜力恢复增长的。首先，中国人均收入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2011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劳均GDP大概为2万美元，与之对应的美国劳均GDP将近12万美元，是中国的5-6倍。分行业看，差距就更明显。化工产业方面，中国劳均产值是美国的1.5%，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的60倍。即便在中国水平较高的电子产业，中国劳均产值也只有美国的10%左右。

　　把目光局限于国内，我国的城乡差异是世界上较高的。有段时间城市人的平均收入是农村的3倍多。城乡收入的差别其实也代表了增长潜力。比如，从1990年代初开始，有大量的劳动力从农村往城市转移，使得农村家庭的收入大幅度提高。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这接近2.8亿的劳动力转移，中国的经济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当然城乡差距会更大。另外，我国的区域差异也不小，上海的收入很高，生活水准很好，但是中西部地区就相对落后。说这些差异代表增长潜力，是因为经济学里有个收敛理论，落后国家和地区在一定情况下会通过追赶，不断接近先进国家和地区。

　　接着我们来比较中国和其它国家在要素投入上的差距。首先看很多人都认为过高的人均物质资本：中国的人均物质资本大概是美国的1/4左右，完全可以追加投资，提高资本有机构成，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再比较劳动力的质量，韩国GDP年增长率下降到8%的时候，其人均的教育年限是10年左右。根据官方数据，2010年左右中国人均教育水平大概是8年，要增加到10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段时间的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可能恢复到7%-8%的水平。

　　城市化率是另一个需要考虑的维度。在我国，很多人和部分政府机构强调，城市化速度每年不能超过0.8%。这个指标显然是参考了韩日过去的城市化进程。但我多年来一直呼吁，0.8%太低，至少要提高到1%-1.2%的速度。如果看看中国过去5-6年的数据，中国城镇化的速度实际上接近年均1.2%。那么城市化达到什么程度以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会下降？从韩日以及全世界的经验看，这个参考值为70%-75%。无论是以常住人口计算还是以户籍人口计算，我们都有很长的路要走。

　　通过降低贫富差距来增加内需

　　为什么中国的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而且发生了多年的直线下滑呢？我个人认为下滑的源头在于外部，直接原因就是2007年的美国次贷所引起的世界经济危机，更不幸的是，世界经济危机之后，又有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等，所以全球经济尚未从这一系列危机里恢复，严重影响了依靠贸易发展的国家，尤其是中国。2007年的外部危机，最为明显的影响就是出口下降，到现在也没有恢复出口增长。

　　在外部形势严峻，甚至很有可能恶化的情况下，中国必须增加内需。如何增加内需？我个人一直主张通过降低贫富差距来解决，因为不均等问题严重抑制了消费。

　　严格说来，中国的整体不均等由三部分组成：农村内部的不均等、城市内部的不均等以及城乡差距。在我国，巨大的城乡差距，其对整体不均等的贡献高达70-80%。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本质上就是城乡差距问题。

　　需要指出，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贫富差距，无法通过二次分配来解决问题。如果以户籍人口来算，中国的10个人里面城里人不到4个，6个在农村。这4个人也不富裕，而农村人很多是贫穷的。怎么可能让不富裕的4个城里人救助6个穷人？从政府的二次分配的能力看，政府收入在整个GDP 约占25%-30%，除去养活政府本身、国防开支、教育医疗花费、城镇建设等，实际没有多少可以用来做二次分配。这个问题不仅中国有，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中国家其实都无法通过二次分配解决严重收入分配问题。

　　逆全球化背景下必须要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

　　所以，我一直的主张，是通过初次分配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不均等问题，而在中国，就是需要推进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即无条件推进市民化。我们最新的研究显示，在市民化实现之前，盲目地进行财政转移尽管有可能带来贫富差距的缩小，但并不能带来中国需求的增加，反而会使国内总需求下降，进一步伤害增长。

　　现在我们回到前面说过的去全球化浪潮？要应对这股对我国经济至关重要的浪潮，必须解析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一是以贸易、资金、人员流动为特征的全球化有没有带来收益？经济学家一般会说分工、贸易是好事，至少在全球加总层面是好事。接下来我们要问第二问题：全球化是不是使每个国家的每个人群都受益了？其实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民族主义大行其道等都与这第二个问题紧密相关。遗憾的是，这方面经济学研究得不多。我认为，逆全球化的根本原因是收益分配出了问题。比如美国的蓝领阶层认为他们从全球化中没有受益反而受害了，所以他们把特朗普选上台了。英国和欧洲的去全球化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

　　我们的数据分析证实了无论是中国还是亚洲都是从全球化当中受益的，但全球化同时带来了不少国家，包括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的恶化。正是全球化这个“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效应，决定了中美之间的经济贸易摩擦。对于中美从贸易中的收益不均，只是承认还不够，关键是去解决它，即出台对全球化带来的收益在国家之间进行二次分配的政策和相应的体制机制安排。

　　如果做一个简单总结的话，第一，中国有潜力进一步恢复增长，至于到7%还是8%大家可以讨论。第二，恢复增长的关键是内需，我们不能再依靠外需了，尽管我们要致力扭转逆全球化的趋势；第三，逆全球化现象的背后是全球收入分配问题。所以，我国力推的一带一路建设，也必须重视其对国家间收入分配的影响。第四，中国的内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贫富差距的影响。不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中国的内需无法大幅度提升。这就要求无条件地尽快地推进市民化，包括在上海这样的超大特大城市。

　　万广华（亚洲开发银行主任经济学家、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本文是整理万广华教授在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和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共同举办的鸿儒论道的主题报告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