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生：数字时代的出版供给

　　出版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发生根本变化

　　无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无论全面小康、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无论解决各种赤字、弥补各种鸿沟、促进各类平衡、满足各类需求，出版责无旁贷，出版的数字化、信息化、数据分析、智能开发、创新创造责无旁贷。

　　我们赶上了新时代，赶上了出版业大发展、大繁荣、大提升的好光景。改革开放40年，我们出版业也有一个从重整旗鼓、重新履行服务社会职能，到出版物品种、数量大大丰富，出版能力和水平接近世界前沿的完整过程。虽然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时间维度不太一样，但过程相似、节点相同、内涵一致。出版业先后解决了书荒、发行渠道不畅、市场运营不习惯、企业化、公司化以及上市、走出去等一系列挑战。出版与时代同在，出版事业有了长足发展和本质提升。

　　随着时代的变迁，出版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不再是落后的出版生产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矛盾，而是社会的长足发展、持续发展的需求与出版供给的不平衡不充分产生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出版服务的更全面更完善更扎实出现矛盾，是社会变革和进步对出版提出新要求新支撑新开拓形成矛盾。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是一样的，出版的品种问题数量问题速度问题解决了，但质量问题效用问题仍然十分严重，出版选择愈加珍贵；出版的多样性丰富性时效性解决了，出版内容的前瞻性、认知性、创新性远远跟不上变化，削弱了出版积累和传播的本质属性；出版的一般化产品居多、滞涨，出版精品出版精准服务依然稀少、欠缺，成为发展短板。

　　十九大报告中对于当前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有清醒的分析，对于不平衡不充分的七个方面都做了重要提示。这些同样也是出版和出版服务不到位的集中点。出版业需要有一个强起来的发展阶段，有一个从出版大国到出版强国的提升过程。

　　我们一直认为，出版对于整个社会的支撑是全方位的，对于社会发展的支持是全过程的，对于民族振兴国家繁盛的作用是全天候的。出版是社会所有方方面面的供给侧，出版不仅仅是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在科技进步、物质建设、经济提升、文化繁荣、生态保护等所有方面尽心尽力，不仅服务于当下的、中国的社会进步，而且更服务于历史和未来，服务于人生和人心，服务于文明文化、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更具有前瞻性、世界性、时代性和超越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把这个时代特点归纳为四个化：“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指出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大丰富的时代——和平发展大势强劲，变革创新持续向前，人民向往美好生活更加强烈，人类战胜困难的手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同时指出，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社会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贫富差距鸿沟有待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安全赤字是摆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新动力、新平衡、新弥和、新消解呼唤出版跟上大趋势、迎接新挑战。

　　总书记关于时代的判断，也是我们讨论数字时代出版供给最完整的背景。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无论全面小康、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无论解决各种赤字、弥补各种鸿沟、促进各类平衡、满足各类需求，出版责无旁贷，出版的数字化、信息化、数据分析、智能开发、创新创造责无旁贷。出版事业对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有着不容推卸的担当和承载。

　　前不久的APEC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正面临增长动能的深刻转变，面临全球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变，面临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刻转变，面临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深刻转变。最好的对策是，继续坚持建设开放型经济、努力实现互利共赢，继续谋求创新增长、挖掘发展新动能，继续加强互联互通、实现联动发展，继续增长经济发展包容性、让民众共享发展成果。数字时代的出版供给，这是大逻辑、大思维、大前提。

　　出版供给侧的差距与不足

　　出版供给欠账国家、欠账社会、欠账民众、欠账孩子们的确很多很多。即使我们对当今世界先进文化的介绍和推荐，也失之偏颇，我们能够组织起来的翻译力量与世界文化的创造、创新不成比例，而且译介的水平、能力差距更大。我们有了经济快马，但如果一直喂下去的是劣质的草料和给养，纵是千里良驹，又能行走多远。

　　如果说十九大报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最新认识和发展的话，出版作为理论和实践的最基本的供给侧，作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最全面的供给侧，做出的积极贡献无与伦比，同时，不足和差距也着实存在。

从政治层面看。中国接受西方先进文化的杰出产物——马克思主义，正是从《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一本本出版物的译介传播开始，至今仍然成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成为我们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讲到资本主义社会启蒙时代，习近平同志列举了一二十位著名思想家、理论家、哲学家，和他们对应的正是一部部骇世惊俗的经典著作：《利维坦》《人类理解论》《论宽容》《政府论》《哲学通信》《形而上学论》《波斯人信札》《论人类社会不平等起源》《社会契约论》《爱弥尔》《哲学思想录》《独立宣言》《自由法案》《联邦党人文集》等等。正是这些出版物的厚重铺垫，才有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往世今生，才有了它的繁盛和延续。

　　这是出版在政治层面对社会的影响、对社会进程巨大影响的具体体现。那么，在今天的社会发展中，在中国进入世界舞台主角位置时，当时代的聚光灯打在中华民族身上之际，我们能为这个世界、为这个时代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之际，我们的出版工作者将会选择出来、推荐出来哪些可以作为传世经典、影响世界的政治理论大书？人们拭目以待。

　　经济建设方面，无庸置疑，不久我们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我们运用世界现代文化中先进的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理论，运用市场经济的基本学说和框架，营造了世界奇迹，也是五千年中华民族煌煌历史上的奇迹。现代和当代，我们自己的经济学经典名著积累，的确还没有可以和《资本论》《国富论》《经济学》（萨缪尔森）《经济学原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利息理论》《博弈圣经》《纯粹经济学要义》《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同意的计算》等比肩的大书。即使是类似大家褒贬不一的《21世纪资本论》这样的著述，我们能够推出来的也是凤毛麟角。没有自己的经济理论经典的支撑，任何经济实践的发展都会是跛脚的。

　　文学创作方面，我们尽管有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整体作品的水平很难与世界上历史经典和当代主流相提并论。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标准：人要是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作品要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内容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我们的作者和文学出版物，能达到这标准的不是很多。

　　科学技术支撑方面，我们有了前沿科学、交叉学科的顶级突破，包括基础科学研究也有照彻世界的亮点，但整体水平依然与飞速发展的时代不相称。我们有青蒿素的成就，可以问鼎诺贝尔奖，却在现代中医科学理论研究中没有出现影响世界主流医学科学的名著。我们的技术理论专著，仍然无法支撑我们完全摆脱初级生产加工大国的局面；传统农业生产大国的状态依然如故，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仍旧是尚未实现的蓝图。与世界同业对科学的支撑相比，我们缺乏精品力作，缺乏切实可用的理论创新。甚至，在科学普及方面，我们与发达国家也难以同日而语。

　　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与《寂静的春天》《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濒临失衡的地球——生态与人类精神》《再无狼叫》《增长的极限》《沙乡年鉴》《大自然的权利》《敬畏生命》《瓦尔登湖》《有意破坏帮》相向而立的理论和著述，也一样是泛善可陈。不过，我们已经有了“两山”理论，专门论述的著作指日可待。

　　也许大家不赞成我这样的观点，会有人认为，没有大书、名著出现，那是研究者、著作人成果不到位的原因，与我们出版无关。我想举海南省琼中女生足球队的例子，那位坚持了十几年的教练说，如果这些孩子还在乡下，她们的命运只有两条路可走，一个是早早嫁人，一个是外出打工，哪有可能接触外部世界，那有可能知道把足球踢到世界比赛上去。其实，让她们能够有今天的成长，正是因为有一些最基本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资助和保障，帮助她们走出大山。那么，这些最初始、最基本的条件、培养和训练，对于未来成就科学造诣、理论建树、攀登事业巅峰的孩子们和年轻人，我们做了什么，做过些什么？我们做到了必要的、普遍的、普惠的启蒙、启迪和启动吗？我到过新疆的和田地区，那里的孩子们尚未曾有面会人教版（普通话授课）的机会，遑论进入沪江网（数字化网络学习）自修自学的可能。

　　在社会建设方面，在文化建设方面，在其他建设方面，如果我这样罗列下去，我们的缺位恐怕数难尽数。总之，出版供给欠账国家、欠账社会、欠账民众、欠账孩子们的确很多很多。即使我们对当今世界先进文化的介绍和推荐，也失之偏颇，我们能够组织起来的翻译力量与世界文化的创造、创新不成比例，而且译介的水平、能力差距更大。我们有了经济快马，但如果一直喂下去的是劣质的草料和给养，纵是千里良驹，又能行走多远。

　　我们自己的扛鼎之作、经典之作、闻名世界各行各业的驰名作品亟待开掘。我们看到，当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相关读本国内发行到5800万册之际，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被译成24种语言、出版了27种版本、国外发行到660万册之际，我们与之相配合的中国政治、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的相关学说和著述并没有及时跟进，我们关注人类、影响世界的划时代作品少之又少。那么，这个世界对中国的熟知和把握，对中国的认可、赞成和拥戴又该当从何谈起。中国的出版人，不能让中国经济异军突起、中国现象世界惊奇、中国速度无与伦比的现实，一直成为世界各国永远猜不透的谜语。

　　中国出版人应当永远记住撒切尔夫人、奥巴马打在我们身上的印痕：“中国只能生产电视机，不能产生电视放送的内容和思想。”“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去制定世界经济运行规则。”这是耻辱的印痕，更是痛苦的疤痕！十九大之前，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全体会议研究理论创新，政治局43次集体学习专门安排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影响的讨论，政治报告中也专段论述理论创新的问题，这一切都明示我们，出版供给的缺位状态亟待改变。这里面当然有理论界、学术界、实践方面自身的问题，也有我们出版界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定正确出版导向不够不到位的问题，更有我们不遗余力引导开拓创新、积累当世文化经典学术经典不足和欠缺的严峻问题。

　　出版供给侧的担当

　　高新科学技术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但是，出版作为整个社会和人类进步的供给侧，使命、职责、任务都不会改变。数字时代，同样是我们大显身手的日子，只不过借助的工具和路径有所改变而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基础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中国出版该当何为？中国出版供给侧该做哪些努力，我们的高质量高品质发展将如何呈现，我们在数字时代中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该如何展开？我们承担着整个社会方方面面创新力和竞争力形成、实现的重任，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精神食粮、文化武装，理论前瞻、理念先行，我们出版供给应当有怎样的应对和回答。

　　我们确实看到了高新科学技术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互联网、物联网、务联网，数据分析、虚拟空间，无线联通、移动通信，人工智能、体能增强、基因编组等更丰富的手段和方式，进入我们的学习、工作、事业和家庭，连我们自己每时每刻也都置身在这种浪潮的冲击下，置身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但是，出版行当的本质没有改变，出版人的本色也不应当有所变化，出版的初心、初衷，出发点和归宿点也不应当有所改变。出版作为整个社会和人类进步的供给侧，使命、职责、任务都不会改变。数字时代，同样是我们大显身手的日子，只不过借助的工具和路径有所改变而已。

　　我们庆幸赶上了数字时代，使我们的作为更具备了综合、完整、前瞻、全面、深度、精准服务的前提。但是数字化、智能化，无论如何只是工具和路径，无论如何也替代不了出版的本质属性，替代不了出版积累和传播的基本功能，替代不了我们选择的眼光、定力、预见能力、把握水平。当数据库、云计算、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高新科学技术手段为我们提供了崭新路径之际，我们所有的努力仍然在于立足时代前沿，立足文化抉择的高点，立足创新思维的前端，保持定力，守正出新，用我们毕生的心血和不懈的努力，匡正这个时代的轨迹，弥补社会发展的缺憾，主导历史车轮的前行，推动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提升、世界全面繁盛的宏大目标，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