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裕超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
塞尔维亚语讲师
在您看来中塞两国人民对彼此的认识程度如何？ 请您谈谈您所了解的当下塞尔维亚出版业和图书市场的发展情况。
彭裕超： 长久以来，中塞两国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和高度的政治互信。共同的历史际遇，对暴力的顽强抵抗，遥远而相知的奇妙情感，使我们两个民族始终站在一起。两国人民彼此之间的认知程度，可以说是很高的。像《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这样的南斯拉夫电影作品，在中国家喻户晓。早在上世纪50 到60年代，就有中国的经典文学作品和文化艺术作品被译介到塞尔维亚，为塞尔维亚人了解中国提供了资料。
根据最近一次的统计数据（2013年），塞尔维亚注册的出版社共有300多家，其中约200家有真正的图书销售业务。整个图书出版销售业从业人员数量为8000～9000人。在塞尔维亚，出版业属于私营领域，超过80%的出版社为私人所有，接近80%的出版社都集中在首都贝尔格莱德。在塞尔维亚，出版一本新书的成本不算太高，仅为2000～3000欧元。
但是由于读者基数有限，每本书的发行量不会太大，首次印刷册数一般在500册左右。由于塞尔维亚出版机构繁多，出版成本低廉，每年出版的图书有7000～8000 种，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中3000种为首次出版，其余为再版。对于一个人口仅为700万的国家来说，这样的图书出版市场，可以说是繁荣的。
中塞两国作品互译、出版的情况如何？ 是否存在译介问题？
彭裕超：自“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来，中塞两国的人文交流大幅加强，图书互译出版领域出现繁荣的局面。大量的中国现当代名家名作被翻译成塞语，进入塞尔维亚的图书市场。其中包括余华、苏童、张爱玲、刘震云、莫言、陈丹燕、吉狄马加等作家的多部作品，这些作品为塞尔维亚读者呈现出当代中国文学的面貌， 获得了塞尔维亚读者的喜爱。除了文学作品以外，随着汉语学习的热度提升，塞尔维亚还出版了大量的汉语学习工具书、中国文化读本等等。
近几年，也有不少塞尔维亚文学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并且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塞尔维亚当代文学精选”系列已出版了5部塞尔维亚小说；人民出版社今年出版了传记《永远的“瓦尔特”———巴塔传》；中信出版社出版了塞尔维亚大文豪达尼洛·契斯的童年三部曲；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的塞尔维亚国宝级文学作品《哈扎尔辞典》，更是在中国引起了轰动。
总体来说，据本人的考察，无论是外译到塞尔维亚的中国图书，还是引进到国内的塞尔维亚图书，翻译上都保持了很高的水准。
中塞文化交流合作空间还很大，两国之间对相关涉外人才的需求在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中塞文化交流合作最需要哪方面人才？ 在人才培养方面您有什么建议？
彭裕超：随着2016年中塞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两国关系的发展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塞两国的文化交流必然会迅速拓展和加深，人才需求正在急速增加。语言人才，是最直接的需求。
但是，在人才培养当中，语言能力的培养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长远的战略目标，是要培养出复合型、复语型、高层次国际化人才。
具体来说，在情感认同上，我们必须重视培养学生的中国情怀； 在思考角度上，我们必须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在社会担当上，我们必须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集体荣誉感； 在思辨能力方面，我们必须培养学生良好的思维习惯和逻辑意识； 在语言能力培养方面，我们不仅要紧抓学生“听、说、读、写、译” 五个传统方面的能力，还要拓展学生“探” （深入研究的能力） 和“预”（基于研究提出预测和建议的能力） 两种创新能力。
您认为，“一带一路” 倡议为以塞尔维亚为代表的中东欧国家与中国在文化交流合作方面带来了哪些机遇？
彭裕超：源远流长、内涵丰富的中塞两国历史文化关系，不仅是继续发展两国政治关系和推动文化交流的基石，也为进一步丰富当今中外文化交流、创新中欧人文交流、助力中国—中东欧合作，提供了新的启示和资源。对此，至少有三个方面还可期作为。
第一，做好教育交流合作，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鼓励我国高水平大学与塞尔维亚大学之间开展多学科、高水平的合作。
第二，扩大文学互译出版，提高学术研究水平。从国家的层面做好互译选题规划，组织高水平译者和研究人员开展合作。对塞尔维亚和其他中东欧国家，可在“16+1合作” 框架内考虑设立奖项，对老一代汉学家，包括中国的针对相关国家文化的翻译家和研究者，进行褒奖，激发年轻一代继往开来、开拓创新的热情。
第三，加强旅游开发管理，确保长期互惠双赢。有关部门应注意监管，加强双边沟通与合作，使旅游业成为中塞合作和“16+1合作” 的一个亮点和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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