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昕：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出版

　　现代出版与古代出版的本质区别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文化行为，而且已经发展、演变为一个产业，一个巨大的文化产业。与所有的产业一样，出版产业发展的关键在于不断地开拓市场。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出版》。

　　现代出版与古代出版的本质区别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文化行为，而且已经发展、演变为一个产业，一个巨大的文化产业。与所有的产业一样，出版产业发展的关键在于不断地开拓市场。

　　现代经济学告诉我们，大的市场需要有大的企业，只有大的企业才能创造大的市场。现代出版业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出版企业逐步成长壮大的历史。现代以来，出版企业沿着自我发展为主到收购兼并为主，跨行业发展为主到跨国发展为主的路径不断发展，其结果就是涌现出一些以出版为主业的高度专业化的跨国公司。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1960年代以来，出版企业成长的历史。1960年代至1980年代是世界范围内出版企业成长处于调整的停滞时期。出版企业或者是附属于某些大的工业集团，或者是转型成为多元投资企业，这些企业的所有者信奉的是“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1980年代以后，出版开始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尽管出于保卫民族文化的诉求，各国对外国资本进入本国出版业仍有一定的限制，但是跨国的出版并购活动逐步地发展起来，到199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了一轮全球化出版并购的浪潮，由此形成了一些特大型的以出版为主体的跨国公司。

　　1990年代末，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加速和互联网业务的迅猛发展，“内容产业”的概念脱颖而出，并受到了包括出版集团在内的大型传媒集团的高度重视。所有的出版集团均顺应这一趋势，及时进行业务的转型。这种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把自己定位于内容提供者，不仅所有的内容文本全部数字化，而且业务已全部进入互联网领域，且步伐之快令人吃惊，更加重要的是正在酝酿着一场数字融合基础上的业务融合风暴。(2)开始系统地整合资源，按照数字出版的要求，搭建数字出版的业务平台。(3)按照现代出版业的市场结构打造数字出版的各类商业模式。

　　对于今天的中国出版来说，我们已经越来越多地卷入到全球化的过程中去。这不仅仅表现为国际上主要的出版集团如贝塔斯曼、里德•艾尔思维尔、麦格劳—希尔、培生、汤姆森、威科、约翰•威利、哈珀•柯林斯、阿歇特、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等等均已在中国设立办事处，其业务已由过去的版权代理转变为在中国组织作者、策划出版图书并进行产品推广和销售，中国市场成为其全球市场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而且还表现为中国的出版机构已经开始探索走向国际市场的路径和策略，连续两年中国出版代表团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的高调亮相，已经引起了全世界出版界的关注。

　　然而，中国出版要介入出版全球化的过程，首先要解决的是出版社应该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长期以来，中国的出版机构一直是政府的附属物，其事业单位的性质，使其不能很好地进入市场，参与竞争，当然更无法进入全球市场，参与国际竞争了。因此，这轮改革的重点，是使中国的出版社从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进而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对一个社会来说，出版企业的功能定位应该体现差异化：既有为社会公益事业服务的政府出版机构，也有经营性的非营利组织和营利性的股份有限公司。

　　其次，在转变为真正市场主体的过程中，对中国出版机构来说，建立一个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必须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一个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是一个企业赖以发展壮大的根本，而对于中国的出版企业而言，其公司治理结构的建设具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其治理结构必须有利于建立科学、民主、治衡的机制，以有利于释放出版企业的经济能量，形成强大的市场扩张能力；另一方面，必须牢固确立党对出版业的领导，使出版企业能够有力地释放政治社会功能。

　　第三，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数字化的时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互联网业务的迅速扩张，对中国的出版产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传统的纸质出版再次面临生存挑战。虽然数字网络产品对于纸质出版物的冲击是一个长达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漫长过程，因为人们的阅读习惯不是轻易可以改变的，而且即便三十年之后，纸质出版物仍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数字网络产品确实已经成为今天出版业增长最快的一个领域。

　　对于数字出版领域而言，最重要的是建立数字出版平台，并形成相应的商业模式。国际跨国出版集团实际上从20世纪末就开始大规模地进入数字出版领域，但真正建立数字平台并形成商业模式也不过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如何打造基于数字业务平台的新的出版商业模式是中国出版企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第四，努力寻找在全球出版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位置。中央最近几年对文化企业提出了“走出去”的战略，而要实施这一战略，则必须把它放在全球出版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背景下去分析才有实际意义。今天的出版业已经高度全球化了。一个再大的跨国出版公司的业务也很难完全包括出版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因此，他们总是选择其中的一个二个或者若干个环节作为自己的主要业务领域，以此打造自己的比较竞争优势。因此，对于中国的出版集团而言，如何按照比较优势理论，介入到全球出版产业链和价值链中去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