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的发展不是“转型”是“转场”

  　2016年6月，皮钧出任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党委书记、社长。他认为这是一副重担，但也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事业。虽然工作调整并非完全出于自主选择，但从皮钧的履历来看，倒也顺理成章。

 

　　皮钧坦言，他过去的工作经历是一个社会横截面，当过国家通讯社的记者、编辑，参与创办过都市报，作为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的重要参与者，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志愿服务的组织者，以及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的主要负责人的经历，给了他足够宽阔的视野和与各类优秀青年打交道的机会。同时，他认为自己也经历了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转变：当记者的经历让他成为了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共青团的经历又让他成为了一个热情的参与者。他认为，这都是人生的财富。

 

　　出版工作要回归本源

 

　　尽管上任不满一年，但对于图书和出版，皮钧已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在他看来，书只有具备三个属性才能称其为“书”。其一，书是“契约产品”。购买一本书实际上是向未来许诺和这本书产生联系——要花时间去认真阅读。而现在很多人之所以不看书，一是没时间，二是书跟自己产生不了连接感，“读书的人必是自我管理严格的人，而看微信则轻松得多，不需要任何承诺就可以翻篇。”其二，书是“完成形态产品”。一本书多半是一个作者的系统性思考与较为完整的表述，是成品。其三，书是“本源产品”。历史上很多书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书是有本源性的。

 

　　谈及经典，皮钧会引用他颇为得意的“河床理论”，“看不清水流方向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研究河床。因为，河床的脉络是清晰的。今天我们总跟碎片搏斗，殊不知碎片都是从大山上掉下来的。文化思潮也是如此，若是只见河流，不见河床和大河走向，就无从把握趋势。其实，书籍比其他阅读产品更能反映一个时代的思潮与本质。”

 

　　对于大量从业者眼中前途暗黯淡的出版业，皮钧却认为并非“日薄西山”，而是切切实实的“朝阳产业”。之所以有这样的论断，他坦言是基于三个判断。其一，从人类发展轨迹看，人类文明是依靠抽象力传承的。文字是抽象力的载体，而书籍又是文字的载体，能够称之为书的都是承载抽象符号的载体。比如《易经》《资治通鉴》，都经过高度抽象，通过后世的解码来保证其传承性，“眼下不断更迭的各种媒介载体，比如视频、音频等，是很好的传播手段，但无法承担‘传承’使命。正因为如此，书作为传承文明、承载抽象符号的载体功能，在当代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其二，从出版的效率来看，也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所有的领域，比如石油、钢铁、互联网，都可以找到与国外匹敌的行业巨头，唯独出版差了一大截。其三，皮钧认为，图书承载的文化，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中国文化，其张力也尚未充分彰显，“现在中国社会所有的现代理念都来自西方。不管是文化还是科技，发源地都在欧美，现代文化思潮也都产自欧美。出版所承载的文化张力不够，这也是中国出版无法站在世界前沿的根本原因。”

 

　　皮钧认为，任何时代都会形成特定的思潮与文化特征，今天也是如此。共青团中央正在按照党中央的要求编制青年中长期发展规划，明确了我们的服务对象是4.1亿青少年。从调查来看，目前青年人有两个巨大的变化：一是青年人的精神生活全面超过物质生活，这表现在青年人的时间消费和金钱消费两个方面；二是青年的思想是有基本面的，“尽管青年人在互联网上的意识是碎片化的，但这些碎片都是从山上掉下来的，因此我们要关注大山，而不是与碎片作斗争。”皮钧透露，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将要发布中国青年阅读指数，就是关注青年读者的基本面，这样就能明确掌握青年的阅读趋势和思想动态。 

书是给读书人看的

 

　　皮钧是一个好读书的人，他每年要阅读一二百本书。他始终坚持一个观点：书是给“读书人”看的，而不是给“不读书的人”看的。图书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内容、设计和营销相统一的独特的文化产品。中国最著名的图书设计师、中国青年出版总社的老编辑吕敬人先生强调，图书设计本身就是一种立体艺术，是为文字安排合理空间的艺术。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历来非常重视图书设计，有4位编辑曾经获得过“世界最美的书”奖项。在皮钧看来，图书是所有阅读载体中最高大上的品种，所以要在内容选择、图书设计、营销理念上形成综合审美的系统性工程，让“丑书”“庸书”退出市场，让全民阅读成为一种美的享受。同时，他认为，有必要把读书打造为一种高品质的生活方式和一种生活时尚，把书打造成阅读产品中“钻石黄金”，以区别于网络上的快餐阅读和手机上的休闲式阅读。

 

　　目前，中国出版面临的问题是供给侧问题，中国每年各类图书出版的总品种超过40万种，数量可观而好书太少。皮钧觉得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二：一是书与印刷品没有区分。古代称书为“经典”，所以才提倡读书。而今天提倡人们多读书、读好书，但市场提供的能够称得上是“书”的经典产品严重不足，大多数是有书号的印刷品，损耗了大量的书号资源、编辑精力及资金，出版社不能集中精力出好书。二是目前阅读的载体空前发展，而为内容付费的机制并没有建立起来，形成了出版社为各种渠道商打工的局面。为此，中国青年出版总社提出了书的“四留原则”，即留在手中、留在架上、留在心里、留给子孙，以此作为出书的标准。“其他的东西可以不印成书，直接发到网上即可。同时要将图书出版和其他传播形式严格区分开来。图书出版要以出版社为中心，重视出版社的作用，重视作者、版权和整体质量的严肃性，其他传播形式要按照市场方式与图书出版对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随意贱卖图书的内容，压缩出版社的效益。”皮钧如是说。

 

　　引领新的文化潮流

 

　　“互联网重塑了组织和个人以及产品的关系，这在出版业的未来也会必然发生。”眼界和思考问题的方式，让皮钧能敏锐觉察一些变化的发生，“公司和企业实际上都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信息时代，如何界定新的生产方式，还未有定论，但变化已经开始。”现在的皮钧已经开始试图摸到出版业的“河床”：不把作者捧上天，也不把发行商捧上天，精品才是不可复制的财富，“载体不是第一位的，我们要研究怎么经营内容。”

 

　　中国青年出版总社是一家积淀深厚的老牌出版机构。这家重组于2003年12月的出版社，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成立于1950年1月，其前身是青年出版社与开明书店）和中国青年杂志社（创刊于1923年10月）合并组成，旗下不仅有青年工作与青春时尚编辑中心、思想文化读物编辑中心、文学图书编辑中心、艺术图书编辑中心、文化教育图书编辑中心、纪实读物编辑中心、经典再造读物编辑中心等诸多经营出版物的部门，还有历史悠久的杂志群，比如《中国青年》《青年文摘》《中国共青团》《青年文学》等等。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青社连续举办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有3亿多人次的青少年参加活动，是名副其实的“青年人”的领路者。而中青社被人津津乐道的大批高质量、高水平的图书，诸如《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李自成》等，也多集中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出版。

 

　　对此，皮钧解释说：目前社里通过打击盗版，已经大大提升了《红岩》的发行量，去年共发出50多万册，今年前两个月已发出近50万册，说明经典作品依然很有市场号召力。但目前的情况是，红色经典反映的内容多集中在革命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上世纪八九十年以来的作品缺少红色品质。皮钧认为，这是由认识上的误区造成的，“其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只是大家并不认为是一种红色成就。”为此，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将全面开发“新红色”系列，逐步推出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改革伟大成就的创新、创业、创优的文学作品和纪实作品。他还建议将主题出版更多地面向青年、面向当下，能够涵盖当下青年人的创作。“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在强调文化自信是最重要的自信。现在是时候倡导新的文化潮流了。”皮钧说。

出版业的发展不是“转型”而是“转场”

 

　　皮钧真正接触出版时间不长，但他对出版业的基本生态已有了自己的见解。在他眼里，图书是一个“行业相对封闭、产业链比较短”的行业。因此，他认为，“出版业需要的不是转型，而是转场。”不管是行业效率还是内容挖掘，提升空间都非常巨大。他预言，出版人需要找到为内容付费的方式——也就是转场中所涉及的“场”。内容如水，哪里可以形成价值链就流向哪里，需要寻找符合内容的好载体。因此，出版社的编辑是第一位的，眼光是第一位的。

 

　　现在的中国青年出版总社，有很多困局需要破解。对此，皮钧有自己的想法：“我们要做向上、向前和向里的东西。”

 

　　一是向上。在出版内容上，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强调精品出版、传世之作。把每年出版的总品种数降低，集中力量出精品。低质量出版是在透支出版社的信用，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做法，也不符合社会效益优先、双效统一的要求。中青社可能不会再继续“低层次出版”，而是做引领青年风气的经典作品。

 

　　二是向前。皮钧口中的“向前”也与当下很多出版人追赶的技术潮流的势头不大一样。“我们不做技术的奴隶，不会盲目追逐现在的技术载体。”皮钧认为，目前在媒体融合方面，大部分出版社都是向IT方向靠拢，这并不符合中青社实际的选择，“5年内目前流行的媒介形式肯定会被替代。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将直接与大数据和智能制造进行融合。”

 

　　实际上，互联网确实正在告别通吃一切的时代，想要在发展上有更大作为，就要踏准下一个节拍，站在技术前沿看问题，“未来的创新者，更多来自各行各业专家的跨界融合，而不是一两个技术极客。媒体融合不是让出版业转型，而是完全转场，转到新的广阔天地去。”

 

　　三是向里。目前是一个“走出去易、走进去难”的时代。2007年，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就在伦敦成立了中国青年出版社（英国）国际有限公司。经过10年的努力，已经完全达到了“走进去”的目标：通过本土化的运营、中国元素的国际表达、市场化的渠道进入了欧美主流市场，目前已有400多种图书用10多种语言直接进入欧美主流市场，成为中国出版“走出去”的重要开路先锋。而且，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在中国加入国际出版商协会的进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访问英国的时候，总局特意指定中国青年出版总社承办“2015伦敦中国图书节”，是因为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在出版“走出去”上有充足的经验和丰硕的实绩。目前，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已在伦敦成立了中国青年出版总社欧洲创意中心，转化欧洲的文化创意产品，启动中国艺术在线项目。

 

　　3月15日，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在伦敦国际书展期间举行了中青国际成立10周年庆祝活动。中青国际因在推动中国出版和文化“走出去”方面取得的成绩，多次被中宣部（国新办）、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文化部、商务部授予“全国新闻出版‘走出去’先进单位”“中国图书推广特别奖”“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国际版权输出优秀企业”等荣誉，2012年还被英国商会授予“年度中国投资者奖”。回首10年，中青国际通过出版、展览等视觉艺术语言，生动地向西方读者讲述了一个个中国故事，这些故事的听众不仅有文化、教育和学术界高端读者，甚至还包括了西方政商精英和政府高级官员。中青国际通过不懈的拼搏，打造了一个国际知名的中国文化艺术出版传媒品牌，多次被欧美同行和媒体誉为“中国出版人创造的又一奇迹”。这一成功案例，也真实展现了中国文化和出版从勇敢“走出去”到实现“走进去”的艰辛过程，堪称中国出版界参与国际竞争，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又一突破。

 

　　皮钧觉得，任何文化事业最终都要回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主题上来。从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角度来看，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是建立与中国大国地位相匹配且又能安放青年人梦想的内容框架与表达体系。同时，作为这个体系的主导者，“不管是其中的普通青年还是精英青年，完全有能力形成文化自信时代的新的文化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