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什么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创新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动力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从依赖要素投入转向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升——这是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转变的关键，同时也应实现向创新驱动的转变。

 

　　中国已经在应用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了惊人的进展；但从科技进步更长期的经济、社会贡献看，中国亟须弥补基础研究领域的不足，使基础和应用研究更均衡地发展。一个可资借鉴的例子是日本。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年代，日本长期被批评为擅长技术而缺乏科学创造的国家；然而，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截至2014年，日本本土科学家获得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已近20位了，而中国则于2015年刚刚实现了本土诺贝尔科学奖方面零的突破。

 

　　以历史的眼光看，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与18、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不同。实际上，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并未伴随着类似蒸汽机和电气化的源于内部创新的重大技术革命；相反，中国在技术创新方面仍然扮演着引进和跟进者的角色。中国经济奇迹更多的是强势全球化过程中世界范围内资源配置的结果。现在，中国应瞄准美国的领导地位设定长期、现实、可行的赶超计划；同时，也有必要从日本实用型的研发系统中汲取经验。

 

　　从产业经济的角度看，研发的最终目标不外乎：其一，开发新的产品，创造新的市场（产品创新）；其二，降低现有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绩效（过程创新）；其三，通过改进技术改善现有产品在可持续性（环境、社会）方面的影响。在缺乏重大技术革命的基础上，中国的市场优势仍可能使其在产品创新中取得突破；中国的制造优势也能使其在过程创新中建立领先地位。另外，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意味着，中国应以最大的努力成为相关领域研发创新的领导者。

 

　　创新既涉及传统意义上的科技创新，又涉及制度层面的创新，还包括更深层次上的理论、文化创新。对科技创新而言，加强基础研究，增强微观主体的创新能力，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的结构、提升其绩效是关键。制度创新则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密切相关，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需要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并重。

 

　　抓住新技术革命带来的产业机遇

 

　　就经济发展的技术影响因素而言，包括能源、动力、交通运输、信息通信、新材料等的“通用技术”尤其值得关注。自工业革命以来，这些领域中的突破性进展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发展、塑造竞争格局的关键因素。19世纪的铁路、电力、电报和电话，20世纪的喷气式飞机、核能、电脑、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无疑是过去两个世纪以来重要的实例。21世纪的今天，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技术领域很多，包括电子信息技术领域的高速计算机、量子信息和通信、高速互联网、大数据、云存储和运算，能源领域的新能源、叶岩油气、第四代核能技术，以基因工程为代表的现代生物技术，材料方面的纳米技术，制造领域的3D打印等技术。信息技术一直是核心领域。硬件方面，随着芯片越做越小，电子设备也可以越做越小、越精细，并推动着技术（如移动通信和互联网）的融合和物联网的发展。相应地，高度动态的新产业领域不断出现，产品和技术不断升级，从PC机，到笔记本电脑，到平板电脑和移动终端，再到穿戴设备、智能产品；而硬件的发展又带动了新软件、新服务乃至新业态的出现。

 

　　技术进步是生产率提高的长远保障。现在，在世界范围内制造业正在经历一个以“智能化”生产为主要特征的“新工业革命”。

 

　　技术进步之于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与之相关的产业机会。从科学到技术、从技术到产品、从产品到市场的链条是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关键，其中对创新的资金支持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美国的基础研究、科技创业、风险资本和知识产权体系是全球最高效的。对后进国家而言，能否通过先进技术的引入在相关产业中起步、立足并建立竞争力，是借助新兴技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

 

　　从科学突破到经济价值、从技术创新到商业机会的转化要靠市场，而全球新技术与中国大市场的结合意味着重大机遇。某些技术可能并非最前沿，但却可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庞大市场相结合塑造革命性的商业模式，从而带来巨大的市场发展和增长机遇。高速铁路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博采众长获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技术无疑是其成功的关键。考虑到中国经济体系、发展模式和创新系统的现状，在强调基础研究的同时，应重点关注具有广阔市场前景的应用型技术的研发，同时密切注意那些可以促进中国经济整体转型和提升的重要技术领域。

 

　　产业政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在很多行业的高速崛起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面对国内外新的经济形势、制度环境，中国的产业政策必须进行“版本升级”。技术和制度因素的互动值得重视。新技术出现、新市场崛起必然会动到“别人的奶酪”，也有可能遭受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击”。后者对于监管和政策的影响尤其值得警惕。

 

　　以新兴的网约车行业为例。相关业务模式诞生后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城市都面临巨大的阻力。然而，在中国，相关产业得以在监管真空中迅速发展起来并最终获得正式认可——这体现了大胆创新、先试再管的改革精神，相关政策经验对于新经济模式和业态在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考虑到特定市场的区域性，地方政府政策的作用也很重要，值得关注。

 

　　企业部门的核心作用和政府支持的重要性

 

　　企业改革在早期以国企退出竞争性行业为主要模式，下一阶段则应以民企进入垄断性行业为重要方向。之前的混合所有制更多地表现为宏观上民资、国资、外资并存，今后微观上三者间的交叉持股将有所增强。关于公有经济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国有企业及金融机构巨额利润的分配和使用问题，以国有经济垄断利润之“有余”补社会保障资金之“不足”值得优先考虑。应着眼国际规则进行合理应对，同时针对国际竞争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重组。

 

　　在国际竞争中，政府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竞争主体，但却对商业竞争的成败影响重大。具体表现在制度环境、经济环境和基础设施对企业经营绩效和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也表现在政府相关政策对企业发展和竞争力提高的扶持。国际竞争力是衡量“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关键变量之一，也是相关经济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目标。以此为核心，贸易、投资、金融开放等国际经贸政策与产业政策、科技政策、中小企业政策等相关国内政策工具可以更好地协调配合，为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制胜提供支持。中国企业在出口和海外投资两方面都面临来自保护主义的严峻挑战；政府如何通过有效的经济外交为本土企业“撑腰”显得越来越重要。

 

　　在各国经济高度关联的今天，一国的营商环境（商业环境、投资便利、税负水平）和生活质量（环境、便利、教育、文化）是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跨国公司是“脚滑”（footloose）的，它们可以基于成本、绩效、市场等多方面的考量选择在不同的国家运营，并从不理想的投资地点果断撤资。即使本国企业也可能迁移其总部或决策中心，甚至改变注册地和国籍，而本国公民则可以选择通过移民或海外置业投资等手段“用脚投票”。所以，那些对公司和个人决策产生影响的制度因素是基础性的，在此之上培育国际竞争主体、加强国际竞争力的政策才能有的放矢。在中国，这些基础性的制度性因素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对私有产权、市场公平和法律尊严的捍卫。

 

　　从整体上提高经济体系的自新能力

 

　　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经济体系无疑是具有强大自我更新能力的一个代表。远的不说，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和危机后调整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性使这个危机的始作俑者展现出了强者的姿态。美国经济自2010年以来一直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健的轨道上，明显强于欧元区和日本经济。促成因素很多，有美国经济体系自身在创新、竞争力等方面的优势，更离不开政策大幅度干预的影响。可以说，美国的自新能力离不开其在金融、创新、研究、治理结构方面的全球领导力。

 

　　发展中国家中，部分经济体根据国际环境和自身情况的动态演进不断地自我更新，实现了从低收入落后形态到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华丽转身：亚洲四小龙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例如，“小国寡民”的新加坡自1960年代中期独立以来，以高度的应变能力不断地迎接外部挑战；而该国政府则能够以前瞻性的视野引领其经济驾驭一个又一个发展机遇。“东亚奇迹”是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和战略的成功，也是经济内在自我更新和完善能力的体现。

 

　　中国的经济体系自改革开放以来所表现出来的自我更新能力同样令人称道。中国经济的自新是建立在强有力的领导力基础之上的，而领导力量自身的不断完善则是国家应变能力的基础。领导力必须辅之以决策力和执行力，前者要求研究能力，后者则要求掌控能力，要求权力体系自上而下保证决策、实施、评价、反馈的顺畅运行。制度是重要因素：如果任凭“潜规则”和“暗利益”从中作梗，经济、社会、环境、人口等领域的必要改革可能会被拖延乃至胎死腹中。只要能破除僵化思想和利益格局的约束，改革开放仍有巨大的空间，仍将是中国经济自我更新能力的基本保证。

 

　　制度的“惯性”和制度变迁的“惰性”以及路径依赖决定了经济体系在制度层面的自我更新并非易事。在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的调整过程中，应对制度设计予以高度重视。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国际经验值得借鉴，应以“拿来主义”的精神择其优者为我所用。例如，在产业和企业制度方面，西方各国有其独特的经验，如德国普通员工进入董事会的制度、中小企业的创新机制、技术工人的培养体系等等，都值得中国学习。在地方层面关系国计民生重大问题的决定上，民众参与决策非常重要，这方面欧洲国家（如瑞士）的经验值得借鉴。对中国而言，制度和政策的关系值得注意。无疑，制度需要具有稳定性，而政策的实施则要求在原则性的基础上具有灵活性，同时必须注意超越短期、局部利益，关注长期、全局利益。如果说制度在设计，那么政策则在决策。科学的决策机制非常重要，充分信息、科学决策、智库研究、民主参与是其中必备的要素。在这方面，中国的现有体系仍面临专业化、国际化的挑战，其有效性和效率都亟待提升。

 

　　（摘自：《中国经济2040：全球变局与中国道路》，梁国勇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