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业改革能否治标亦治本？

 

　　在我看来，良性的机制，优秀的编辑，以及先进的观念，这些看似寻常的基本条件，却也非一日之功。写作十余年，在作品出版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不快，早已令人对一些老牌国营社失去了信心——习以为常的惯性和体制思维，在外人看来极为荒谬的存在。相形之下，一些优质的民营出版机构走在了前面，灵活的机制，做书的能力，开阔的视野，每每令人眼前一亮。

 

　　良性的机制，在出版中扮演重要角色。在繁冗低效且又惯性惊人的机制下，出版环节中有了垮塌之处，则有“多米诺骨牌效应”，形成连续垮塌。

 

　　以我的藏书为例，我曾经在写作之余大量收集了近年来的一些错版书，作为观察出版的一个特殊的窗口，比如徐志摩的诗集《志摩的诗》封面照片错印成了胡适，《周作人人生笔记》的封面照片印成了朱自清，《庄子笺记》的封面是孔子画像，这样的错误接二连三出现，当然是编辑的问题，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编辑，应试能力远大于常识储备，现行的教育不培养通才，编辑自身亦无成为通才的兴趣，更多的是为了谋个职业，既无热爱，亦无责任心，应付了事。

 

　　一线编辑尚且如此，负责把关的领导更是志不在此，在整个出版流程中，如此明显的错误居然无人发现。重大差错的出现，足以使出版社信誉扫地，而这些书多数仍在市场流通。虽然这只是些极端的例子，但背后隐藏的机制设定的危机惹人深思，改革的难度自不待言。

 

　　优秀的编辑也是可遇不可求。不单对作者而言是这样，对出版机构来说也是如此。编辑在选择作者，当然，作者也在考量编辑，理念相近，才有愉快合作的可能。编辑是一种综合素质，这样的人才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

 

　　许多编辑只知类型，不知文本，只知程序，不知规律，这似乎只能称之为从业者，而不能称之为编辑。业务单位当以不学无术为耻，而现实往往背道而驰。如何通过健康的机制留住人才，使真正的内行尽其才，告别“瞎指挥”带来的损耗，并给予实际的劳动回报，是改革中需要着重考虑的。不过，这几乎是难以实现的目标。

 

　　同样，出版的观念也亟待刷新。比如拙作《海怪简史》在出版时曾辗转近三十家出版社，某出版社的领导就将此书定性为“宣扬封建迷信”，已通过的选题因此立刻叫停，观念之落后，令人触目惊心。

 

　　出版业中起决定作用的领导层，观念的更新往往最难实现，与实际业务的关系也最为隔膜，这部分人的处境在当下显得尴尬。

 

　　体现在装帧设计环节的问题更是显而易见，许多出版社的设计风格还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风格，字体及构图不符合艺术规律，为了节省成本，更用劣质的纸张充数，配套的印厂是长期锁定的，难以更换，社内美编眼界狭窄，也缺少竞争，与外界的交流微乎其微，观念十几年不变，知识更新无从谈起。这样产出的出版物，是陈旧观念下的产物，毫无竞争力。只有细节精致，质量考究的出版，才有可能把读者从新媒体上吸引过来。

 

　　如果出版业的改革好大喜功，满足于集团化运营的外在形式，或者只从人事变动及部门名称上做文章，既想要效益，又讳疾忌医，不愿断尾求生，这便违背了出版改革的初衷。那么，这些出版改革能否治标亦治本，且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