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成为经济领域的热词，是各行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2016年重点工作之一便是“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持续增长动力”。出版业存在的库存高、品种过剩及精品缺乏问题，实际上是出版物市场长期供需错位累积形成的一种“滞胀”现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恰逢其时。对于处在拐点的中国出版业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哪些启示？出版机构又该如何顺势而为？
出版业遇拐点， 供给侧改革恰逢其时
所谓的供给侧改革即矫正要素配置扭曲，使供给侧的劳动力、资本、土地及创新等要素从低端、无效供给中释放出来，进入新兴领域实现最优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要素配置扭曲，以及由此造成的供需不匹配、产能过剩等问题在出版业体现得尤为明显。
截至2014年，国内图书库存码洋逾千亿，品种近45万种，总印数与库存比为1.23，即每生产1.23本图书，就有1本成为库存图书。与之同时，品种数、总印数与库存比连年上升，利润率却连年下降，2014年负增长1.3%，中国出版业已经进入发展的拐点。
对此，重庆出版集团董事长吴茂见认为，“我国出版单位经历了很长时期的计划经济时代，相对于经济领域改革起步较晚，在出版单位完成转企改制后，一些出版企业仍较大程度上沿用传统的经营管理模式，尚未形成完善的市场运行机制，出版资源使用效率不高，创新力不足，难以实现集约化发展。”因此从供给上看，一些出版企业原创乏力，数字化转型步伐缓慢，现实中存在的盲目出版、跟风出版、重复出版，使得大量图书脱离读者的阅读需求，很难卖出去，从而造成库存量不断走高，不同程度地消耗着出版企业人力资源，占用出版企业资金，这对作为轻资产企业的出版单位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有的出版企业甚至因此陷入发展困境。
安徽省出版协会主席王亚非更是直言这种过剩很多是由于部分出版社的“拿来主义”，除此之外他认为过剩的另一种原因是“一哄而上”，没有量力而行。他举例，“要上市都一哄而上，上市融资后并购重组的很多东西与主业不一定很相关，不一定能够产生很好的‘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失去了资本市场的价值。”
去库存补短板，既做减法也做加法
国家整体经济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化产能、降成本、去库存、补短板、去杠杆”为5大任务。而对于出版业，“化产能、去库存、补短板”尤显迫在眉睫，这需要各出版企业既要做减法，也要做加法——在减少低效品种的同时，也要增加有效优质供给，一是原创精品，二是多元立体开发。
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强调，“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在中国出版界，产能高、品种多与库存高往往是一体两面。目前我国每年生产的图书近45万种、新书25.6万种，世界第一。但是精品占比不高、单品效益低。对此，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认为，“现在出版业很多问题的根子都在于品种太多”。由于品种太多，出版社的人手和精力有限，没法精雕细刻。“压规模，去库存”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之道。
而在浙江出版联合集团董事长童健看来，“减少出版库存，本质是提高出版质量，提升经营管理能力。这就要求出版企业始终坚持把内容建设、出好书放在第一位，提高出版效率。”在去库存方面，浙江出版联合集团颇具特色，其“四维库存测评管理系统”在业界闻名遐迩，也是童健引以为豪的地方，“集团自研发应用出版社四维库存测评管理系统以来，2013~2015年出版销售年均增长20%，库存增幅连续三年小于5%，呈显著收敛趋势，实现良性循环”。他还表示，“2016年，集团将继续深化库存管理，用好选题开发和新书提印辅助系统，提高选题、提印决策的科学性，从源头上防范库存风险。充分发挥四维库存管理测评系统作用，调整约束标准，强化约束机制，把库存控制在合理范围。加强滞销和不动销库存的监控与管理，采取有效措施去除不良库存。建立客户评价体系，控制回款和外库库存风险，提高发行的精准度和安全性。”
结构性改革，既做减法，也要做加法。在减少低效品种的同时，也要增加有效优质供给，一是原创精品，二是多元立体开发。“出版机构除了‘去库存’，最重要的是‘补短板’。”王亚非认为，“我们现在有‘高原’无‘高峰’，原创、有创意的内容太少，‘补短板’就是要加强原创。大型文化企业，每本书都应按照一个工程来做。做一本书不是简单地把版权拿来用3年，然后重新再做，而应是一个工程，立体开发，多元开发其价值。”
长江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潘启胜透露了长江传媒的具体做法——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公司加大对精品出版的奖励扶植力度，每年至少拿出2000万元作为精品出版基金；压缩平庸选题，2015年出版品种较上年减少576种，今后将持续不断走精品路线，把出好书放在第一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更贴近读者的形式做好主题出版；抓好“荆楚文库”“一社一品”等重点出版工程；加快与新媒体的融合，以“教育信息集成服务”和“大众数字出版内容营运平台”项目为抓手，做好与阿里巴巴和北大方正等互联网企业的合作，建设完成覆盖全省的数字化全民阅读骨干网络工程，提升数字领域的出版能力。
除此之外，渠道建设也至关重要，中国出版集团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樊希安认为，销路不畅、库存积压不仅仅是产品的问题，还有可能是渠道不畅。如中版集团，有全国一流的品牌产品，却没有自己的发行渠道，高位截瘫。中版集团现在通过“百店千柜”工程在全国各大城市落地。
潘启胜表示，长江传媒也正努力通过加快渠道建设，推进湖北省的全民阅读工作，对接需求侧。他透露，“长江传媒计划每年拿出5000万元支持实体书店建设，用3年时间完成300家特色书店建设，覆盖全省每个县城、重点乡镇。今年年初启动了‘24小时书店’建设，计划年底前建成100家。推动在湖北省设立‘你读书、我买单’专项资金，积极扶持大学生、青少年阅读。”
改革机制，融合创新是手段
化产能、去库存、补短板是出版业目前的重要任务，体制机制改革以及融合创新发展则是重要手段。
吴茂见认为加快文化体制机制创新是有效推动改革的基本保证。他认为“真正意义上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仍是我国出版单位普遍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中办、国办下发了《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的探索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推进国有文化资本授权经营、开展国有控股上市文化公司股权激励试点和国有文化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试点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对创新和完善出版企业内部经营管理和运营机制，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出版业，凝聚更多的一流人才，壮大出版业实力，激发行业发展潜力和活力，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管理方式的重大创新和突破，是推动供给侧改革的重要遵循，出版企业要努力创造条件用好用足利好政策。”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副院长莫林虎认为，国有出版企业在这方面还有很多事情可做。出版业的创新不能就出版说出版，而应该像BAT等学习，直接通过数字出版，打通电影、电视剧、网络游戏等。“出版企业尤其是上市企业，要获得市场的认可就必须不断地创新，走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甚至是跨国的道路，但是国有出版企业的市场创新、管理创新还远远不够。”
在这方面，安徽走在了各省市的前面，近日安徽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实施意见》，其中有不少亮点，“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等国有控股上市文化公司探索开展股权激励试点；在省属文化企业开展职业经理人制度试点，探索市场化选聘人才的办法。”这些做法领全国之先。
去产能、淘汰僵尸企业等无疑会阻力重重，但王亚非认为应该“无情推动，友情操作”。“‘无情推动’是说那些经营不良、没有实力、靠国家补贴和买卖书号生存的僵尸企业，就应该无情地改革、调整。但企业的淘汰还要考虑到很多客观原因和历史因素。出版企业出现问题并不一定是出版人员没有能力，而可能是体制机制没有理顺造成的，所以应该‘友情操作’，在去产能过程中采取重组、融合、调整，而不是简单的淘汰、一刀砍掉。去产能并不是一刀砍掉，而是要去芜存精，注入新的血液和新的理念，让老树开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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