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了“社会效益优先，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正确处理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的关系；正确处理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与产业属性”（即一优先、两个效益、两种价值、两种属性）等命题，为产业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十三五”规划指明了方向，引起了出版界人士热议。本报邀请各方专家，以系列报道的形式，解读《意见》，以助业界深入领会贯彻精神。
社会效益放首位 多出好书是关键
“社会效益”作为《意见》的核心概念，实际上是对出版行业的实质性理解。正如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谭跃曾表示，社会效益和导向不仅是出版工作的生命线，也是企业的发展线。要正确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始终牢牢把握正确出版导向，切实维护好我们的品牌，切实承担起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具体到出版业，《意见》中提到的“社会效益”体现在哪些方面？如何实现“一个优先”，又如何实现“两个效益、两种价值、两种属性”相统一，防止剑走偏锋？
正如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李学谦所说，“《意见》明确出版业的产业发展方向，回答了出版企业到底是干什么的，走什么样的路去发展。”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董事长何林夏认为，“社会效益，简单来说就是‘出好书’，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际上是对出版行业的实质性理解，出版的实质是创造精神财富、传承文明。”
什么是好书呢？反映当下时代精神，满足时代需求的书都是好书。目前中国发展最重要的纲领性文件是“五位一体”建设，“四个全面”战略等，出版就是要反映时代需求，为时代的发展提供积极、有用的营养，就是知识、思想、观念和技术。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谈到，“社会效益是图书产品的本质特征，出版是用思想推动世界进步，通过传播思想、知识和观念等方式，推动当代的社会向着更高的社会阶段迈进。”
图书以内容、知识和思想滋养人、教育人和培养人。人最大的满足是精神满足而不是物质满足，而最大的精神满足则是通过掌握先进的知识、观念、技术、思想与理想、信念和道德，实现创造的社会价值超过耗费的价值，这也是图书育人的功用所在。
社会价值的最大化不仅仅在于正能量思想的传播，还在于建设统一的价值观。现在社会价值观越来越多元化，但是必须坚持向上的价值观，还需要统一的意志。没有统一的意志，社会难以形成合力向前发展，需要通过出版传播先进的、进步的、能够促进和谐的思想，在社会形成共识。
“一优先、两统一”也是制度保障
《意见》最大的亮点是明确指出了该如何实现和保障社会效益最大化，如“发挥文化经济政策引导、激励和保障作用”、“完善资产监管运营机制和评价考核机制”，“明确社会效益指标考核权重应占50%以上，并将社会效益考核细化量化”等。对于出版业，《意见》从国家政策层面和企业层面为出版企业保障“一优先、两统一”即出好书指明了道路，明确了制度。
企业怎么制定制度保证出好书呢？政策层面需要哪些扶持呢？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董事长童健指出，“《意见》的出台仍需要通过继续深化改革来实现，国家层面是制度保障，企业内部则是在体制机制改革上下功夫，包括组织结构、管理方式、制度规定、决策程序以及资本投入等各个方面，在实现两个效益、两个价值相统一的轨道上运营”。
何林夏认为：“从出版社层面保障出好书，需要有机制来保证，包括如何考核、评价与经营管理出版社，这涉及到3个非常重要的向度，一是经营理念，二是管理模式，三是企业文化建设。”“首先在经营理念上，出版社的政策、制度和对员工的教育，要体现和传导企业负责人对这个企业的要求，理念上获得大家的认同，沟通成本就大大降低。出版一是文化产业，二是创意产业，三是同仁行业。同仁行业里如果大家志不同道不合，走不到一起来。第二是管理模式，核心是考核评价模式，考核模式的核心是薪酬体系。如果保证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薪酬是指挥棒。第三是企业文化建设，需要在品牌上长期经营。”
在基于社会效益的内部机制建设上，一些出版社已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社长沈元勤透露，“建工社去年出台了学术著作出版统计办法和学术出版基金管理办法，计划每年出资200万元专门资助学术出版。”同时该社对社会效益突出，需要三五年才编辑好的大型丛书、套书采取额外考核方式，按照项目完成程度考核，对效果进行评价。 “《意见》出台之后，我社对这种方式更加理解和接受。”
除了传统的三级选题论证、三审三校制度，时代出版还在内部组织架构方面下功夫。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田海明透露：“时代出版在2009年率先在全国出版行业通过了ISO9001质量认证体系，2014年又率先实施内控管理体系。通过两个体系的运作，对出版业务的社会效益管理流程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和重塑，对出版物的社会效益首要地位起到了决定性的保障作用。”
效益是“两统一”的试金石
优秀的图书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出好书”，出有社会效益的书，不仅意味着要符合党的方针政策，强调“社会”这个维度，还要强调“效益”，强调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社会价值与市场价值的统一。“出好书”的发力点不仅要“正”，还要讲究“细”和“准”。
童健认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应该是两统一而不是两张皮，社会效益不是孤立的，悬在空中的。国有文化企业承担社会效益，追求文化使命，是其应有之义。在这个大前提下，实现社会效益和社会价值，必须通过文化产品，通过市场，影响群众，扩大文化产品的传播和影响力。最终社会效益还是要体现在人民群众愿意看、买得起、用得上，还是要体现在市场的占有率和影响力上。文化产品变成了商品，广大群众消费它才能实现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否则的话都是空的，体现文化的宣传和教育的功能，强化意识形态的属性，达到好的作品‘影响人，感染人，鼓舞人’。”
田海明也持类似的观点，“对政策条文的片面理解，最大的可能就是只讲社会效益，不讲经济效益，忽视经营管理，这也是非常不恰当的。经济效益是社会效益的助推力与倍增器，不能忽视，必须加强。政策是不是被忽视或者是片面理解，关键在于政策是不是能够真正落实，是不是有推动落实的政策、制度等方面的配套措施。”
很多出版社有自己的“条块”性质，需要通过市场服务于所属行业和地域的发展大局。
据沈元勤介绍：“我们现在做‘十三五’规划，和建筑等相关行业的‘十三五’规划作对比，把将出版重点选题方向与行业工作重点与国家和部委政策配套，引导行业发展，如城市规划、城市管理、节能减排、生态文明、住房的建设和改革等行业重点。我们的出版很多是应用性的出版，两个效应结合得很好，市场需求大。”
作为少儿出版的领军人物，李学谦指出，“少儿出版必须重视经济效益，因为孩子们的成长有阅读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资源的配置条件已经变了，作者、用纸、印刷都是市场在配置资源，也需要尊重市场的规律。少儿出版一定要有人买、有人看，如果没有人买，社会效益没有办法实现。少儿出版作为大众出版的一个品类，必须尊重市场经济规律，想办法把书卖出去，对艺术性、可读性和贴近性都有很高的要求。社会效益必须通过传播、影响受众来实现。传播必须通过市场来卖出去，通过市场来检验社会效益。我们要做的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在坚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要做到两个效益的统一。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是少儿出版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家长对少儿出版的一种期待。”
在数字出版传播上如何实现社会效益的体现也需要深入思考，同时还要加强网络出版、新媒体出版的内容把控。
沈元勤指出，在新媒体发展时代，出版社不只出纸书，还面临着数字出版的转型和传播。出版社转型，新媒体传播上要做好融合大文章。同时国有出版机构要把好与民营企业的合作关口，把内容组织、运营管控把握好。
评论
收藏
打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