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BF2015开幕后，全球各出版集团、出版社版权输出和交流合作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成为贯彻“走出去”战略的一个大舞台。值此我们梳理了目前出版“走出去”的现状、主要路径、以及近十年的成绩数据，供业界参考。
十年来，新闻出版“走出去”工作在持续深入探索中取得了辉煌成就：一系列重点工程项目陆续实施，版权贸易逆差不断缩小，出版物实物出口总量和金额稳步增长，数字出版产品海外销售势头强劲，印刷加工服务出口顺差优势明显，企业和资本“走出去”步伐加快，海外布局得以优化，并逐渐打造起一批颇具影响力的内容品牌，进一步增强了国家文化软实力。
“走出去”的累累硕果
出版“走出去”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必然带动版权输出的持续增长。据统计，2014年我国共输出版权10171项，较10年前增长了646.77%。在此过程中，版权输出的各项指标也在不断优化和完善。
比例结构不断优化，引进品种与输出品种比例进一步缩小。经过近十年的努力，我国出版物版权引进品种与输出品种比例从2004年的8.62:1降低到2014年的1.66:1。
区域结构不断优化，对主要发达国家的版权输出增长显著。2004年，在1314项图书版权输出中，输出到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的占比为4.11%，输出到我国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的占比为78.16%；而在2013年输出的7305项图书版权中，输出到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的占比为25.17%，输出到我国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的占比为29.30%。
语种结构不断优化，在英文版权输出不断增长的同时，其他语种的版权输出也实现了较快的增长。近年来，多语种特别是小语种图书的版权输出亮点多多。尤其是“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和“丝路书香工程”的启动，带动了对丝路沿线国家的版权输出。如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快乐汉语》等45个语种教材远销海外，几乎覆盖东南亚和南亚的所有国家；2013年，“中印经典和当代作品互译出版项目”正式签署，已于2014年6月初见成果——《中印文化交流百科全书》出版首发。
内容结构不断优化，一批反映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出版物进入西方主流市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在2014年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成功举办了多语种版首发式，目前，该书全球发行450万册，其中已在海外发行40多万册。
形态结构不断优化，一批大部头、专业性强的出版物借数字版权实现了海外输出，在取得良好效果的同时，进一步促进纸质图书的版权输出。如清华大学的原创数字科普项目《美丽化学》，于2015年美国书展期间成功举办推介会，并将于下半年同步出版中英文纸质图书。
“走出去”的主要形式与路径
目前，我国出版“走出去”共有四种形式，即产品“走出去”、版权“走出去”、资本“走出去”和数字化“走出去”。
首先，产品“走出去”。在加入WTO之前，我国的新闻出版“走出去”以出版物实物出口为主要形式。“十二五”以来，出版物实物出口总量较“十一五”期间增长了1339.89万册（盒、张），增幅127.9%；出版物实物出口金额增长了6704.24万美元，增长1.78倍。2013年，出版物实物出口金额首次超过1亿美元。
其次，版权“走出去”。著名出版家、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原总裁聂震宁曾断言：“在未来很长一个时期里，版权输出依然是出版‘走出去’的主要路径。”在版权输出的过程中，组织和参加国际书展是非常有效的途径之一，在2014年的第66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中国内地出版参展团共签署版权输出协议3553项；同年的第21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期间，实现版权输出2594项。
再次，资本“走出去”。近几年来，许多国内出版社不满足于产品和版权“走出去”，开始与国外出版机构合作出版，在海外设立销售网点，设立分社，或直接兼并收购海外出版社，这是出版“走出去”的升级版，也被人称为出版“走出去”除版权输出外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第四阶段和第五阶段。
“借船出海”，与国外出版机构合作出版，借用外方销售渠道发行图书。近几年，“借船出海”方式获得了较为大规模的发展，许多出版社都在合作出版上取得了突出成绩。如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利用国际书展平台，通过国际出版选题策划会等方式，每年达成诸多合作项目。其中，与耶鲁大学的“中国文化与文明”系列丛书大型合作出版项目，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新型合作出版方式，是迄今为止中美最大的合作出版项目。
在国外设立自己的销售网点，进入国外的流通渠道，也被称为“造船出海”。2009年，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在欧洲开设的第一家新华书店在伦敦开业，总面积370平方米，主要销售中国内地出版的中文图书和杂志、以中国为主题的英文图书、各类音像制品，及文房四宝、棋类、字画等文化用品。
近些年，也有不少国内出版社开始在国外设立分社，开发适合当地读者阅读的图书。如200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伦敦分社成立；2008年，人民卫生出版社美国有限责任公司宣告成立，同时收购加拿大BC戴克出版公司全部医学图书资产；2009年，华语教学出版社在英国正式注册成立伦敦分社，杭州出版社在美国纽约注册成立美国华文出版社。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新闻出版企业在境外运营的各种分支机构及销售网点达459家。
直接兼并国外出版发行机构，或者是购买国外出版公司一定的股权，并利用品牌开创全球市场，这种资本“走出去”的方式被称为“买船出海”。2008年，人民卫生出版社以370万美元收购加拿大BC戴克出版公司全部医学图书资产，当年所收购图书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回款达160万美元。2014年，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旗下的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以8000万美元收购美国出版国际公司儿童图书业务及其海外子公司股权和资产。当年并购重组的公司完成销售收入3.69亿元，盈利561万元。同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以200万美元收购澳大利亚视觉出版集团，这是中国出版企业又一次成功的海外并购案例。
最后，数字化“走出去”。早在2010 年，聂震宁就认为，我国数字出版起步快，发展迅速，现在的水平完全可以支持出版“走出去”。问题在于很多出版社在使用出版数字化“走出去”方面实际业绩还很少，外向型经营网站尚未建设，搭载中国内容跨语种的电子阅读器还未产出，“事实上是整个生产营销的体系还没有形成。”2014年，五洲传播出版社建成了自有的that’s books多文版中国数字内容运营平台。目前，已建成英文版、西文版和阿文版；同时Andriod和ios系统上述三个文版的客户端（手机与平板）也一同上线。上线销售图书3000余种，内容涉及英文、西文、阿文、法文、德文、俄文等近20种语言文字，是国内最大、文种最多的外文版中国数字内容运营平台。2015年底，that’s books法文版也将上线。这是利用数字化助推“走出去”模式和渠道突破的积极尝试。
“走出去”面临的困境
虽然十年间，中国出版“走出去”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出版业对国外尤其是对西方主流社会的影响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究其原因，与出版“走出去”面临的困境不无关系。
人才资源严重不足。尽管出版“走出去”结出了累累硕果，但我国出版进出口贸易一直呈逆差状态。有业内人士分析，“造成版权贸易逆差的原因很多，但归根结底还是翻译问题。”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李永强也认为，在“走出去”图书项目的运作中，中译英（外）是最大的瓶颈；同时，有一定国际背景和一定国际出版经验，熟悉中国国情，能够很好地与外方沟通的职业经理人及成熟的版权经纪人也很缺乏。鉴于此，李永强建议模仿法国使馆文化处针对法文图书的中文翻译建立专门翻译人才库的做法，并定期用合适的方式向出版机构推荐翻译和国际出版项目人才。
对“走出去”的认识过于狭隘。“走出去”不是政绩工程，也不是“赔本赚吆喝”公益事业，因为一些资助和补助项目，不免有出版人对“走出去”存在片面的理解和认识。而出版社转企改制后，经营压力更使得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投入期的“走出去”变得动力不足。转变观念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整个出版业的共同努力。
海外渠道不畅。这是中国出版“走出去”的一个主要障碍，直接导致我们的图书难以进去国外主流渠道和主流社会，减弱了其影响力。2010年，“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正式开始实施，该工程旨在提高中国出版物的国际市场份额和国际影响力，构建中国出版物国际立体营销网络，以推动更多优秀的中文版和外文版出版物走向世界。这是政府层面解决出版“走出去”渠道不畅问题的有益尝试。2012年，在业界同仁的努力下，法国拉加代尔集团在全球的3100多家书店向中国图书敞开大门，全球最大网络书店亚马逊也在主页上开设“中国书店”，使中国图书直接面向北美地区读者。
投入较为分散，各自为战。目前，出版业在“走出去”方面的整体投入不小，但较为分散，各集团、各出版社大多各自为战，存在重复建点等资源浪费的问题，没有真正形成合力。再加上缺乏有文化影响力的国际品牌，很难与世界知名出版企业分庭抗礼。
“走出去”仍任重而道远
聂震宁认为，中国出版“走出去”的首要条件是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此基础上提高中国出版产业的整体实力，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
一个庞大的产业要壮大其整体实力，最重要的是产业组织创新、技术创新和人才创新。要不断提高出版机构的经营管理水平，转换经营管理机制，特别要加大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如针对“走出去”设立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并建立相应的考核机制，促使日常编辑工作和版权贸易工作得到有效对接，对版权输出项目做好跟踪管理，形成长效机制。要不断提高产业集中度，打破地域局限性。如建立中国出版物“走出去”联盟，实现各出版机构间的协调合作、资源共享，形成规模效应，避免同质恶性竞争。要不断提高资本运作能力，资本的力量已极大地触动了出版业，近年来，出版集团的频繁上市无疑说明了这一点。要不断提高数字化出版水平，数字出版是一个明显的趋势，未来的国际出版合作必定要搭上“数字之车”。要不断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针对高端翻译人才、有国际背景的职业经理人、版权经纪人等“走出去”的亟需人才，在建立科学有效的选拔培训机制的基础上，加大培养力度，完善落实政策，壮大队伍力量。
“十年辛苦不寻常”，我国出版“走出去”取得的优异成绩无疑激励了广大业界同仁，但同时也应看到，困难仍在，不足还有很多。未来，出版人势必会以更积极的心态、更具前瞻性的眼光、更务实的举措，“走出去”，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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