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史“不老松”：万启盈

 

　　2014年2月7日，是新年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我接到上海市新闻出版局郭宝宏老师的电话。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毛老师，老万走的时候，我们没有通知你……”

 

　　我瞬间愕然了……

 

　　一

 

　　我最初知道万启盈这个名字，还是在求学的时候。

 

　　我是在中国科学院读的硕士研究生，专业为科学技术史。恩师韩琦先生，是印刷史研究领域的专家；其舅父张秀民先生，更是治中国印刷史的大师，代表作《中国印刷史》是该领域迄今完备而系统的综合之作。一次韩师对我说：上海出版界有一位万启盈老先生，岁数很大了，但一直在做印刷史的研究，很不容易。由此在心底里埋下了能见到这位老先生的愿望。

 

　　2011年春夏间的一天，出版社领导偶然找到我，说有一部印刷史方面的书要出版，作者是一位老先生，社里想让我担任责任编辑。我接受了这一出版任务，并很快地联系上了作者及其助手郭宝宏老师。

 

　　我与郭宝宏老师第一次见面时，他就告诉我，万老是上海市出版局的老领导了，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参加了革命工作，1933年转学于北平新闻专科学校的初级职业班和高级职业班，开始接触印刷技术和印刷理论，后来辗转到延安，被中央组织部分配到中央党报委员会领导的中央印刷厂做排字工；曾担任中央印刷厂部门主任、工会主席、党支部书记等职，担任过绥德西北印刷厂厂长和中央印刷厂党总支委员；抗战胜利后，又接任中央印刷厂厂长，并任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委员。他说，万老多年来都有一个心愿，就是编著一部系统的近代印刷工业史。

 

　　他也带来了万老的部分手写初稿。那工整而颤颤巍巍的字迹，仿佛让我看到了一个耄耋老人“爬格子”的情景。郭老师说，万老每天花费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在推进这部作品的编著工作，但毕竟年岁大了，进展速度并不是很理想，将来的编校工作可能会耗时耗力。另外，万老有几个特别的要求，比如，这部作品正式出版时，“國”、“産”、“華”、“東”、“製”、“餘”、“時”、“漢”、“葉”等九个字，要以繁体字形式出现；图书要做成串线装，书翻开来要能摊平；正文的字体要大，墨色要浓重，便于年纪大的人阅读；序言第一页要放一张彩色照片，其他都黑白即可……

 

　　当时，我就猜测，这位万老，应该是一位很认真、很顽固同时也很可爱的老人吧。

 

　　二

 

　　2012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在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四楼一间朴素的办公室里，我和美编夏芳见到了这位满头白发却精神矍铄的老人。他在进门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各种与印刷史相关的书籍与材料，论及印刷史学界的人与事，老人声如洪钟、思维清晰，谈起自己投身革命洪炉的激情岁月，更是神采飞扬、历历在目。

 

　　他先向我们介绍了他之所以写作《中国近代印刷工业史》的原因。他说，万老从事印刷工作整整八十年了，他编写这部书，不为沽名钓誉，只求为后人的研究做一点积累的工作。他有时一天伏案七八个小时，近来听力减弱很多，助手郭宝宏只能通过在纸上写字与他交流，不过他仍在坚持，自信能在三年内将续篇的30多万字也写出来……

 

　　我在纸上写下了“张秀民”、“韩琦”等名字，问他认不认识，并写了“韩琦是张秀民的外甥，我是韩琦的学生”。他看后，仰头哈哈大笑，说：“啊，看来找你来责编我这部书，是找对人了。我以前跟张秀民先生通过多次信，寄到嵊县去，向他请教印刷史的问题，北京的韩琦我也知道，但不熟悉。你看，《中国印刷史》是我经常要看的书，都被我翻得很旧了。”说着，他用手指指门口书桌上的那堆书，果然，有一本旧版的精装本《中国印刷史》在桌上放着，从外观上可以判断，显然已经被翻阅过无数次了。他又接着解释说：“我编写的这部书，跟《中国印刷史》还是不一样的。我做的只是资料整理的工作，很多资料还不是第一手的资料。”言语中带着诚恳和谦虚。

 

　　谈到书中的九个繁体字时，他非常郑重地解释说，这九个字之所以一定要使用繁体字，一则希望以此促进海峡两岸的互相交流沟通，通过学术交流来增加相互的了解，争取早日和平统一；二则希望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和重视，汉字的简化给我们带来的未必都是好处。他还说，他非常希望能看到海峡两岸能各自挑选出几个字来改变，大陆使用繁体字，港澳台使用简体字，以此达到一种“书同文”的文化默契。

 

　　谈完了书稿后，他意兴很浓，又向我们谈起了他的工作经历。在延安清凉山脚的万佛洞，他排过字、拼过版、管过工务、当过厂长，甚至还挎过枪、当过连长、打过游击。

 

　　1954年，他被任命为华东行政委员会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主管印刷、科研、教育、物资等领域。当时，是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的任命状，他一直珍藏着任命状，由此激励着他不虚度每一天……

 

　　三

 

　　毫不夸张地说，万老是为印刷事业付出了毕生心血的。

 

　　解放初期，他主持了对上海二千余家印刷企业的管理、改造工作。他作为创始人之一，为1953年上海印刷学校的创办竭尽所能。1958年6月，他被错误地定为“反党分子”，开除党籍、撤销职务……1979年3月，他重新走上领导岗位。1986年1月离休。2009年入选“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他在离休前后致力于中国印刷工业史的编纂工作，倡论“书同文”。他参与了《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出版词典》《印刷科技实用手册》《中国印刷近代史（初稿）》等书的编纂工作，尤其是在编著《中国近代印刷工业史》时真可谓呕心沥血。此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堪称是关于近代印刷工业发展的史料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