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志刚，北京印刷学院教授，中国印刷博物馆副馆长。魏志刚教授可以说是学校校史的“活字典”,亲历和见证了中国高等印刷教育50多年的创建发展历程。他1949年初参加工作，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办事员，1950年调全国新华印刷厂总管理处办公室。1952年任出版总署印刷管理局计划处科员，对我国印刷业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和印刷业计划统计制度的建立做出贡献。1954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印刷学院学习。1958年毕业回国在文化部出版局印刷处工作。1960年参加文化学院印刷工艺系的筹建工作。1961年印刷系转属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后至1978年一直担任印刷专业课教师及教研组长。1978年参加北京印刷学院筹建工作后任基础课部负责人、管理工程系主任至1992年。参加中国印刷博物馆的筹建工作，并任北京印刷学院印刷史研究室主任。1996年中国印刷博物馆建成，任副馆长至今。
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897块字模在目不暇接的变幻中，组成巨幅汉字“和”，展现了中国活字印刷的神奇魅力；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为中国主题馆四大单元之一，展示出中国印刷史和中华文明的发展全景。印刷术的发明是中国历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的光辉篇章；而近代，中国的印刷技术落后了；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印刷才告别了铅与火，走过了光与电，迎来了“0与1”的新时代。中华印刷文明的大繁荣、大发展，离不开许多以传承中华印刷文明为己任，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的工作者。中国印刷博物馆副馆长、北京印刷学院教授魏志刚就是其中之一。
只问耕耘 不问收获
新中国成立时，我国大多数印刷厂还是作坊。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原署长宋木文的话说：“印刷技术的落后和印刷纸的紧张，像两座大山一样挡着我们的去路。”魏志刚说：“建一所中国人自己的印刷大学！培养出有知识、懂技术、善管理，又有创新思维的高层次专门人才，是我们印刷人的梦想。”
作为学校校史的“活字典”，魏志刚参与了从文化学院到印刷学院的全部建设过程。1958年，文化部成立文化学院，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印刷工艺本科系，开创了中国印刷高等教育先河。1960年初，魏志刚从文化部出版局调入文化学院印刷工艺系，担任教研组长，负责起草教学计划。他结合莫斯科印刷学院各专业教学计划和中国印刷业实际情况，初步拟出了教学计划。1961年国家困难时期，印刷工艺系作为全国唯一一个高等印刷专业得以保留。1964年，魏志刚开始了印刷工艺课程的教学工作，他给学生介绍了当时世界上尚属前沿的印刷理化力学。1960年文化学院招收的印刷工艺系学生，是新中国印刷专业培养出来的第一批高等教育人才，他们毕业后为中国印刷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印刷系恢复招生。1978年12月，国家正式批准建立北京印刷学院，魏志刚和高永清、万铸等同志开始着手拟定教学计划。他们参考了当时世界各国高等印刷教育情况和教学计划及经验，确定了印刷机械、印刷工艺、印刷电子和企业管理四个专业。1981年，中国印刷技术协会成立并召开第一届印刷年会。在时任中国印协秘书长赵寿祺的指示下，魏志刚发表了关于印刷工业体制问题的文章，并在学校开办了印刷企业管理培训班，开始了关于印刷企业管理的教育和研究工作。自1982年起，魏志刚在河北、山东、陕西、黑龙江、江苏、上海、湖南、广东等省市连续举办了有关印刷企业管理的培训班或报告。1983年，他创建印刷企业管理专业，出版《印刷企业管理》一书。
1989年，魏志刚荣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他以为当老师非常幸福，主要原因是：其一，人类的发展就是文明的传承过程，老师一直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传承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二，中国是发明印刷术的国家，能以一名教师的身份参与到新中国60年印刷事业建设和50年高等印刷教育发展中去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其三，印刷作为文明之母，一直影响着世界文明的发展,能参与印刷事业的建设他很自豪。
魏志刚从教的32年间，担任过教研组长，当过班主任，做过管理系主任，亲历并参与了学校的建设和发展。30多年的教师生涯，他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练，但他始终不放弃传承中华印刷文明。他说：“希望大多是在痛苦中孕育的，尽管经历了很多的挫折和磨练，我始终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发愤忘食 乐以忘忧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对世界科学文明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可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印刷博物馆，建立中国印刷博物馆就成为许多有识之士的梦想。用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原会长、中国印刷博物馆筹委会主任范慕韩的话说：“要早日为中国印刷博物馆找个家，尽快填补让脸发烧、令人汗颜的历史空白。”
经多方努力，中国印刷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1992年1月22日的《人民日报》是这样记录这件事的：“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由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和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开始筹建中国印刷博物馆。”印刷故乡开始圆建馆梦了。
魏志刚作为筹委会成员之一，在中国印刷博物馆筹备期间，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在学校提供了建馆用地后，当时制约建馆最大的瓶颈就是资金和展品的短缺问题。作为大陆首批赴台的印刷学者之一，魏志刚随有关领导一起参观了台湾地区的印刷厂，和台湾印刷界人士进行了交流，宣传了建立中国印刷博物馆的意义，参与了台湾资金筹集和展品征集工作。他和其他筹委会成员一起通过登门拜访文物收藏家、参加展品拍卖会、到各地印刷厂筹集展品等途径，为中国印刷博物馆征集到了大量展品。另外他还通过自己的师生关系筹集到了一些展品。在资金和展品征集的同时，魏志刚开始负责中国印刷博物馆的展览设计工作并组织了几次预展。1996年6月1日，中国印刷博物馆正式开馆。魏志刚是中国印刷博物馆第一号讲解员，并担任副馆长至今，延续着他60年的印刷人生。
魏志刚还非常重视印刷史研究。他是北京印刷学院印刷史研究室主任，曾发表《中国印刷史研究进入新时期》、《回顾史迹，薪火相传––新中国胶印技术发展感言》等文章。中国印刷博物馆开馆后，他还参加了6次学术研讨会，并组织出版了4本文集。为表彰他为中国印刷业做出的突出贡献，中国印刷技术协会于1997年授予魏志刚中国印刷业的最高奖项“毕昇奖”。
在中国印刷界，魏志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他那一代印刷人孜孜不倦和拼搏奋进的精神。回顾他60年的印刷工作经历时，他说：“从事印刷业60年来，有很多值得回忆的内容，我觉得自己是很幸运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是我做事的追求。”
以友辅仁 切磨箴规
魏志刚说，回顾80年的人生岁月，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当属原文化部出版局副局长祝志澄和原中国印刷研究所所长徐仲文两位同志。他们对工作精益求精的态度、对下属平易近人的作风、对困难勇于承担的勇气，遇到不明白的事，虚心向生产一线的同志请教、向书本和知识请教，虚怀若谷的品质，都令年轻时的魏志刚受益匪浅。在前苏联留学的初期，魏志刚的俄语水平很难保证正常的学习和生活。那段时间，中国印刷技术研究所王昌后同志和许多同学给予魏志刚无微不至的照顾，在他们的关心下，魏志刚顺利完成了学业，也感受到了中国人在异国他乡的团结。回国后，魏志刚在出版局工作，当时的出版局局长王益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也让他深受感动。原文化学院院长黄洛峰，无论是在选派印刷专业留学生时的高瞻远瞩，还是申请保留印刷工艺系过程中的不畏挫折，以及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的民族感、责任感，始终令魏志刚钦佩不已。
谈到自己的家庭，魏志刚说，从事印刷事业60年，他一直觉得愧对家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在那个年代，每一位积极敬业、认真负责的干部或多或少的都会对家人有所亏欠。作为家中的独生子，他工作后很少回家看望母亲，没能给晚年的母亲带来精神上的慰藉；作为家中的顶梁柱，结婚后他就将整个家庭的日常生活及对子女的教育全部交给了妻子刁文秀，自己则住在单位，很少顾家；作为一名父亲，魏志刚在学习及生活上很少给予儿子应有的关心与帮助。魏志刚说，他十分感谢全家人都能够理解自己，并支持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印刷事业的建设中去。
魏志刚已年过古稀，但他依然朴实健谈、精神矍铄。通过自身的经历体会，魏志刚对年轻的印刷人提出了忠告：要干一行，爱一行，研究一行，不能蹉跎岁月，要认准目标，坚持不懈，积极进取。他说，印刷业和印刷教育事业是一个历史光荣的行业，年轻人在这个行业中大有可为。另外，他还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投入到印刷史的研究中，弘扬中华印刷文明。
魏志刚就这样三十余年如一日，一直忘我地工作着，无私地奉献着，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丝丝缕缕地融进了对教学和对学生的挚爱中；他就这样六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为中华印刷文明的传承和新中国高等印刷教育的发展而努力奋斗，矢志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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