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到现在，我们看到了两个现象：第一，发达国家经济正从慢慢复苏中走向增长，但新兴市场国家开始陷入困境；第二，从目前发达国家在危机中的表现来看，从危机发生到走向衰退，再到慢慢恢复，这是经济的周期性表现。但发生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危机，最后很可能演变成为长期衰退。所以，我们有必要来检讨这个问题，为什么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发生危机以后，最后都会演变成为长期衰退？
亚洲经济增长结构存在两大特点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首先是日本经济崛起，70年代东亚“四小龙”、“四小虎”崛起，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1992年印度对外开放，现在是整个东南亚地区，所有的这些国家经济都在增长，亚洲成为新兴经济体。但亚洲经济增长没有摆脱历史增长的痕迹，所以它仍然有自己的特点，制约了增长。
首先从经济增长的力度、周期以及可持续性来看，亚洲国家普遍比欧美晚了一百年到两百年实现经济增长，在增长的力度上也是不够的。另外我们发现持续时间很短，日本基本上在增长了50年后经济就开始衰退了，中国在发展了35年后经济也出现了拐点往下走了。统计数据告诉我们，亚洲经济增长确实有机会，但是表现并不是最好的。
其次，亚洲经济增长结构存在两个特点，即竞争性和外生性。亚洲经济属于赶超型的经济，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政府主导是一大特点。第二，亚洲经济具有非常严重的外生性。在全球的产值分工链里，研发和设计在发达国家，加工组装在亚洲，所以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典型的外生性。这就给亚洲经济造成一个很大的约束，亚洲必须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亚洲不可能成为欧洲或者美国，要依靠自己所有的要素组合来实现一个有效的经济增长。
第三，亚洲国家走到今天，在禀赋(即资源)相似的区域经济里形成了产品可替代、相互竞争的一个格局，所以很难形成经济联盟。随着经济的增长，我们会发现近来亚洲国家内生的这种冲突和矛盾在不断加剧，走向区域合作困难重重。特别是由于文化多元，地理上又处于分割状态，要素之间很难流动，加上产业替代率很高，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受阻，无法产生像美国、欧洲那样的效应。
反思亚洲经济增长模式
耐克曲线显示，亚洲国家如果不从农耕文明，传统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转型为现代民主社会，很难实现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共同富裕。目前亚洲国家收入分配差距很大，以中国为例，城市和农村的基尼系数处于高位增长的状态。由于经济增长中没有实现机会均等，能够分享经济增长机会的人不多，造成经济上缺少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
此外，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讲，尽管很多亚洲国家很重视教育的发展，但这些国家的教育是有缺陷的。按照世界论坛2012年的统计数据，每一百个工科院校的毕业生，毕业以后马上可以上岗成为工程师的，美国有81个，印度有25个，中国只有10个。其实，中国不是因为教学教育的投入不够，而是“书写、背诵、考试”式的教育基本不增加人力资本，完全属于一种规范教育，体制农耕教育，而不是能力教育。最成功的教育应该是把课堂里面的教育和工作实践的教育整合在一起，亚洲很多的国家缺乏这种做法。
从政府层面看，很多亚洲国家的经济属于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以中国为例，从1979年改革开放到2004年这段时间，中国的税收增长的斜率基本上在15度。2004年以后，这一斜率几乎达到75度、80度，这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问题。这个统计数据背后是什么？那就是企业的利润率在下降。一旦企业税后利润率下降了，资本就会被消灭，实体经济就会被消灭。实体经济消灭了，泡沫一定会发生，然而泡沫是不可持续的，这个泡沫迟早会破掉。所以，今天中国面临的最严重问题就是实体经济不断地被消灭，税收不断在增长，资产价格不断在上涨。
亚洲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关键问题是我们选择了一个急于赶超的发展模式。欧洲人花了两百到三百年及通过文艺复兴等奠定了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社会环境，实现了经济的起飞。而亚洲国家急于追赶，忽略了社会的变革，GDP短期拉起来了，但由于社会问题限制了经济增长，最后很多国家又重新回归贫困，掉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我的定义是一个没有中产阶级的经济增长一定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所以，关键的问题在于能不能在经济增长中形成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
转型之后的亚洲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文化是传统的，第二，政治是近代的，但是在谋求使用现代技术时，传统文化压制了创新。所以，亚洲国家基本上靠成本竞争，一旦成本提升了，它就会失去竞争力。近代政府促成了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使得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处在内生的状态当中，人民的创造性包括市场的力量都受到了压制。现代技术大部分是引进的，具有外生性，一旦亚洲国家进入前沿的时候，就停止了前进。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
这样的转型滞后，具有上述特征的亚洲就属于一种非现代性增长。而非现代性增长的突出表现是：非制度化的市场经济，把市场仅仅作为一个交易技术，不是作为一个创造财富的制度安排；然后是不合规的对外开放，到处是贸易保护；最后，增长的目标不是为了让人人走向富有，而是强国。
制度化的市场经济需要有一个明确的产权系统来保证人们的财产权，一套可知性的规则和法规来约束个人之间的契约，透明化的信息形成一套稳定的价格系统。在这方面，亚洲国家都很缺乏，于是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亚洲国家里面很多非制度化的市场，这样造成的后果是掠夺性的政府和掠夺性的交易。至于对外开放，就像大部分亚洲国家仍旧留存着二元经济结构一样，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具有开放经济下的二元结构。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开放部门和一个落后的受到政府保护的非开放部门。
三大行动助力亚洲可持续增长
亚洲的问题在于改革，忽略了太多应该改革、调整的东西，现在到了应该重新认识这些问题、采取行动的时候。亚洲国家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需要有三个行动：
第一是政策行动。亚洲国家需要控制成本，提高生产率，而不是结构调整。今天所有人都在讲我们要调结构，调结构完全是错的。第一，结构是刚性的，是代际才能调整，五年的经济规划调整不了产业结构，同时结构还要受到禀赋的约束。第二，调结构就是把资源的配置权力集中到政府，不调结构就是把资源的配置权力交给市场和企业，所以调结构肯定是不对的。结构调不调不是政府说了算的事情，一定是市场，一定是企业，是企业家的决策，市场的决策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政府要做的是控制成本，别把地价搞高了，别把工资搞高了。生产率没有提高，你加工资那是增加成本，生产率提高了，增加工资这才叫增加收入。政府需要的是进行职业培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不是调工资。
第二是社会行动。亚洲需要完成文明转型，欧洲人走过的那段路程，亚洲人是必须要走的，那就是完成从农耕文明到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文化上要有变革，民众才有自主创新的能力，才有创新精神。市场主导，取消产业政策，让市场在全社会的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些改革是必须做的。
第三是区域行动。亚洲的区域共同体是不可能建立的，有很多天然的屏障，地理位置、文化宗教多元，没有共识等，但亚洲国家可以采取一些什么行动呢？第一是贸易自由化，通过自贸区来突破。第二是投资自由化，可以降低准入门槛，第三是区域经济和平合作。我们没办法建成货币联盟，没办法建成通货区，但是可以通过区域经济合作来防止亚洲不同国家货币之间的竞争性贬值，来维护亚洲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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