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经济高速增长中，产品市场已经充分发育，但由于生产要素市场扭曲，生产成本被不当地压低。随着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人口红利”消失，生产要素的相对禀赋因此发生变化，带来一系列再平衡的趋势：经常账户盈余大幅度下降，收入差距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逐渐缩小，地域增长不平衡缓和，经济增长三驾马车——进出口、投资和消费趋向于平衡，居民消费所占比重增加。
未来，核心的改革领域有四个：金融体系市场化、地方政府去企业化、国有企业平等化、农民工市民化。其中，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红利”将会有效提高潜在增长率。
黄益平创造了一个新词汇“李克强经济学”，严谨一些来说就是“李克强经济框架”。他认为“李克强经济框架”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对症药方。“李克强经济框架”有三个核心点：第一，不实施大规模刺激；第二，去杠杆控制金融风险，把金融从投机领域逼回到实体经济上来；第三，全面推动结构性改革，李克强总理指出要通过改革创造“制度红利”，作为“人口红利”消失以后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围绕上述几个方面，我在介绍黄益平撰写的2013年第二季度宏观政策报告的同时，也加入一些我个人的分析。
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可以而且必须被接受
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必须接受的。目前宏观经济学家都是从短期的角度观察经济形势的，因为经济周期现象一般是短期的。但是，我国宏观经济问题的背后事实上存在着结构性的、长期性的、趋势性的大变化。我希望把这个长期的趋势性变化和短期的周期性变化结合起来，构造一个宏观经济研究的视角。
经济供给方面的因素主要是长期的，可以区分为强供给和弱供给，实际上表现为潜在增长率。我国2010年以前是强供给即高潜在增长率，2010年之后是弱供给即降低了的潜在增长率。而经济需求方面的因素大多是短期的，导致其变动的往往是一些冲击性因素。我们将其区分为强需求和弱需求，这样就产生了四种组合
第一种情形是强供给、强需求。2010年之前，经济潜在增长率非常高，同时改革开放、改善人民生活、加入WTO和大规模建设等政策也刺激了强大的需求，实际增长速度是接近10%，与潜在增长率大体一致。
第二种情形是强供给、弱需求。在潜在增长率比较高的情况下需求较弱，导致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造成失业率大幅提高，比如说90年代末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等时期。
第三种情形是弱供给、弱需求。2010年之后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各种因素都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供给面变为弱供给，与去年以及今年到目前为止的弱需求匹配，形成典型的弱供给、弱需求的组合，实际上是很均衡的状态。我国去年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是7.5%，实际增长率是7.8%，经济状况良好，没有大的就业问题。
第四种情形是弱供给、强需求。即在潜在增长率下降之后，由于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带来了强需求效应，这是我们最需要避免的，这种情形的带来的结果就是产能过剩、生产要素价格扭曲、通货膨胀、经济泡沫大量存在，这也是造成日本经济“失去的20年”的原因。
我们之所以能够接受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因为经济潜在增长率确实已经下降。目前我们推算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是“十一五”期间10.5%，“十二五”期间降到7.2%，“十三五”期间为6.1%。
宏观经济学的奥肯定律描述了GDP增长速度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描述的是背后的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的差与自然失业率和实际失业率的差，即增长缺口与周期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因此，虽然潜在增长率下降，只要实际增长率不低于潜在增长率，经济就不会出现周期性失业的问题。
关于就业困难的问题，劳动人事部构造了求人倍率的概念，即岗位数和求职人数的比率。如果求人倍率大于1，就表示劳动力市场需求强劲；如果小于1，就表示是存在岗位缺口导致的就业困难。我国近年以来初中以下劳动者的求人倍率显着高于1，而大学生的求人倍率仍然低于1。因此，我国的就业问题是结构性问题，而非总量问题，总的求人倍率一直保持在高于1的水平上并且呈逐步提高的趋势，因而我国劳动力市场是旺盛的，并没有出现周期性失业。
当然，是否存在周期性失业是很难证明的，因为缺乏具体全面的失业率统计数据。我国城市居民的登记失业率，常年保持在4.1%上下，而我们根据计量模型估算，我国的自然失业率在4-4.1%之间，与登记失业率基本一致。那么我们的实际调查失业率到底是多少呢？根据2010年针对六大城市的抽样问卷结果，在城市居民中，有城市户籍的职工失业率约为4.7%，而农民工的失业率约为0.7%。目前农民工数量占整个城市就业人口数量的35%，如果以此作为权重，那么推算出的城市实际失业率为3.3%，低于自然失业率。该数据表明，我国劳动力市场过于旺盛，这归根到底是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但实际增长率却高于潜在增长率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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