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尽管人们普遍意识到过去那种年均10%的高速增长不可持续，但至今人们情绪仍较乐观，似乎未来维持7.5%的增长以及收入倍增都能轻松实现。而我倾向于认为，对中国经济应有更强烈的危机感，从中长期看，7.5%的增长目标恐不现实，到2020年居民实际收入倍增计划也希望渺茫。中国经济转型仍有相当大的斡旋时空，但若无实质改革，则延误为一场危机式深度调整的可能性也现实存在。
以下让我们来考察中国经济的几大要素：
第一， 增长质量。
过去5年中国宏观政策乏善可陈，增长质量形势严峻。尽管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有改善，资本形成也尚可，但全要素生产率几无提高，显示了增长的强烈粗放性。中国人口占全球18%,产出和贸易占全球10%，但所消耗的石油、煤炭、钢铁、农药、化肥的全球占比远高于此。
如何改善增长质量？这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经济问题的范畴。目前中国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部委办局的绩效考核，以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为核心。在这样的政绩观下，才会有地方政府的相互竞争，财政约束软化、投资冲动和数据追求等现象。地方政府公司化、债务子孙化、执政当下化是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根源，改变政绩观何其难！
第二， 财政困境。
中国历史上较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几乎都和财政困难有关。甚至改革开放也不例外。中国上一次财税改革需追溯到1994年，构建了粗略但不完整的财政联邦制框架。此后地方财政陷入困境，由于政绩冲击和地方竞争，地方财政在1994~2002年间拖累银行，在2003~2010年间依赖土地财政，此后至今则青睐于平台融资。自营改增之后，地方政府已丧失所有主体税种，这在大国治理中极其罕见。
目前的地方债务，银行贷款约9.3万亿元，影子银行系统融资可能在6万亿~9万亿元间，债务余额大约15万亿~18万亿元。2012年底，地方税费收入6.1万亿元，其中税和土地出让收益各半，不难看出地方政府已丧失偿债能力，越是经济欠发达的基层政府，财政困难越严重。中央向地方的转移支付规模并不小，2012年约有4万亿元，但其中1/3是相对透明的，2/3是欠缺透明度的专项转移。地方政府的国有资产比较充裕，但低流动性低收益的资产，能否有效抵御高成本负债，值得怀疑。如果中央和地方、官和僚之间的激励约束不顺畅，新一轮改革就难以启航。
如何缓解目前的财政困境？
一是重启分税制改革，在大致明确事权的基础上分配财权。事权既有收也有放，例如军队和外交事权应上收。可考虑国地税机构合并、税费征缴后再分账入库。二是转移支付应一般化和透明化，大幅削减专项转移。三是将增值税合并为单一税率，并部分转为价外税。四是国债余额管理，改善国库现金管理模式。五是加速针对电子商务的电子税票系统建设，择机推出遗产税。六是将国债市场的对外开放，置于比股市和衍生品等更优先的位置。
在财政体制改革方面，有三点值得斟酌：一是关于市政债的发行，我持较为悲观的否定态度，如果没有类似地方政府破产这样的硬性约束，放开市政债将导致地方债务再扩张。那还不如中央财政代发成本更低和对地方的制约更为可信。二是资源税改革问题。提高资源税和环境税的税率并无疑问，但是否应提高对地方的资源税返还则应谨慎。中国是大国，各省资源丰富程度差异大，资源开发有早有晚，机制化的财政转移支付，比高额资源税返还更重要。三是目前企业税负已无法再加重，住户部门对财税的贡献度不足15%，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向消费型、内需型转变，如何对住户部门实施有效的税收征管将成为重中之重。
第三，国进民退。
相当多的研究显示，过去10年，国有企业一直在加杠杆，而民营企业在逐步去杠杆。粗略估计，目前央企国有资产约47万亿元，2012年实现利润1.2万亿元，税收1.9万亿元。此外，地方国企的规模和央企大体相当，一些富裕省的地方国有资产超过2万亿元。或者说，目前国有企业总资产近百万亿元，负债率估计在80%~83%之间，已超过了国企三年脱困期间的杠杆水平。国有金融资产的规模与此相当，杠杆率更高。依赖行业竞争优势，依赖资金等要素获取优势，国进民退不断上演，产能呈整体过剩，过剩行业不仅仅涉及钢铁、煤炭、水泥、化工、有色等传统领域，也涉及到光伏、装备制造业、造船等新兴领域。这不同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家电、纺织、印染等产能的结构性过剩，目前的问题更为严峻。结构转型很大程度上就是国有企业去产能、释放其占用的要素资源、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过程。上世纪90年代末期，艰难的国企脱困和职工下岗潮曾引发普遍的讨论，如今持续10年的国进民退波澜不惊，折射出20年来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反思并不深入。
如何应对国进民退的挑战？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更新理念。政府自设企业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会带来更多问题，但便利是当下的，问题则是长远的。自上而下直接任命的官僚体制，决定了同样垂直的国资体系，两者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也许改革需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财政资金安排，逐步压缩和公共产品无关的生产型项目投资，加速公共财政转型；二是落实政府的出资人角色，将出售国有资产的收入以及国企的红利，逐步拨入社保体系，弥补历史欠账并缓解现有缺口的扩大；三是逐步切断官员和国企负责人之间的双向流动机制；四是明确限定国企的战略布局行业和范围，加速收缩和退出。
当下则可暂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压缩央企的参控股层级，压缩乃至杜绝相互持股；二是压缩地方国企获得资金等要素的渠道。没有国企的合理定位和精简布局，对私营企业而言，加强行业垄断和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就可能是句空话。
第四，房产泡沫。
目前中国尚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城市化率略高于50%，人口总量仍略有增长，似乎不具备楼市泡沫的总体条件。但如果谨慎观察，货币化、城市化和人口迁徙的最高潮已经过去。
就货币化而言，在过去10年，M2余额增长约5倍，未来增长将逐步放缓。从2010年开始，房地产的销售面积已进入个位数增长。假定未来商品房施工和销售面积年均增长6%。那么到2020年，需完成商品住宅的销售逾1亿套，2020年当年房屋施工面积可能超过80亿平方米。如果考虑到保障房和非住宅建设，问题就更为严重。中国房地产行业已进入供求大致平衡的阶段。
房产泡沫将全方位冲击中国经济，尤其是对地方财政的冲击，很难想象地方政府失去接近3万亿元的土地出让金之后，收支如何再平衡。例如，目前银行系统涉及房地产的贷款余额约为13万亿元，通过信托等房地产相关融资余额可能为4万亿~5万亿元，很难想象房产泡沫对金融稳定能不产生冲击。
那么，我们如何应对房产可能的泡沫化风险呢？
一是应当意识到，尽管中国的城市化和人口迁徙仍在推进中，但房地产已进入平台期，不能将京沪深广核心区的房价上涨，视同全国普涨的信号。同时也应看到，一线城市核心区房价和房租的上涨，是供求矛盾使然，并无行政良方可治。
二是集约用地。目前，中国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的比例失衡，工业用地用量过大，开发园区过多过滥的势头有所回潮。目前中国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比例为1.5∶1，其中工业用土约为5万~6万平方公里，用地占比为26%，远超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水平。
三是保障房建设层次过多，过于复杂，宜简化为可售和公租两类，减可售、增公租。
四是一些城市的建筑综合体已有明显的过剩迹象，应予警惕。
五是对开征房产税要慎重。至少在我看来，加强个税和开征遗产税，较之房产税更为现实和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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