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5到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这一年出现了绝对下降。虽然大规模的存量劳动力掩盖了增量大幅下降所引发的风险，但相关公共政策的调整已经时不我待。
中国劳动力供给的状况可能比预想中的严重得多。受国家发改委委托，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刚刚完成一份名为《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发展战略研究》的报告。报告测算，若保持当前农村劳动力工作负荷和土地制度不变，到2013年，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为零。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一个“边转移、边制造新的剩余”的过程，虽然现实中因很多变量的影响，中国农村还没有达到零劳动力输出的程度，但劳动力总量的大幅减少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人口红利的丧失给未来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应对后人口红利时代，当务之急应该通过公共政策的调整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生产率，而长远之计，则在于人口政策的调整。
“缺工”成为常态
如果用“十个杯子九个盖”来形容2004年刘易斯拐点初现，随之引发“民工荒”的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那么9年后的今天，劳动力供给的不足情况更为加剧，它已不是只差一个“盖”的事情。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林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晓林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最近几年企业用工确实比较紧张，而且由于大城市和东部地区生活成本上升过快，造成很多低端劳动力回流中西部，选择就近转移，这也加重了大城市的缺工。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劳动力供给区域结构的变化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沿海地区遭遇包括劳动力成本在内的综合成本的快速上升，资本开始向中西部转移。
虽然中国这几年在职业技术教育上做出了一些改革，但技工的缺乏从2004年开始就没有好转过，这也成为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一大瓶颈。
民建中央副主席、监察部副部长郝明金今年两会向全国政协提交了一份名为《关于加强企业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提案》。
这份基于对一家省级电网公司调研的提案称，该企业技能人才数量缺员较多，公司核心岗位技能人员缺员率达12.3%，同时人才断层严重，未来5年内即将退休的人员占比高达12.83%。技能人员人均年龄41岁，其中25岁及以下只占6.28%。这些问题极大地制约了企业的持续快速发展，企业的精益化管理要求无法真正落实到位，技术创新难度更大。
“输电、变电、配电、营销等核心业务技能人才数量缺员大，使一线员工经常加班加点，劳动时间和强度不断加大，幸福感降低；许多年龄大、素质低的员工不得不继续从事登杆等高危作业，给安全生产埋下极大隐患。”上述提案称。
人工成本压力骤增
用市场的手段来解决劳动短缺的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工资上涨，可这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无疑是饮鸩止渴。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和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李兰多年来通过“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来跟踪中国企业家的发展状况。李兰表示，实体经济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近年来劳动力成本刚性上涨较快，对部分毛利率水平较低的实业企业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去年年底的调查，在其关于“目前企业面临的最主要困难”这一问题上，超过四分之三(75.3%)的企业家选择了“人工成本上升”，排在所有19个选项的第一位。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信息显示，2011年全国共有24个省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幅达22%，而2012年全国共有23个省市上调了最低基本工资，且大部分省市调整幅度超过10%，部分省市调整幅度甚至高达20%以上。
曾湘泉表示，最低工资标准只是政府面对劳动力市场工资上涨的被动调整。在当前劳动力供给紧缺的状况之下，企业所支付的工资水平肯定是要高于最低工资的。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沿海地区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仍然在以高工资来吸引工人，但实际上这其中很多已经属于不真实的需求，因为很多企业是无法承受过高的工资水平，即使通过高工资找到工人，企业也有可能难以支撑下去。”曾湘泉说。
这又如何来应对？
曾湘泉说，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中国政府和社会研究和看待相关问题的角度已经有180度的转变。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就业政策都是研究如何让劳动者提前退休，以腾出工作岗位给年轻人，而如今却开始研究如何让人工作更长时间，发挥老年人力资源。
引发这种变化最根本的原因便是现有人口政策导致的人口结构不平衡，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减少的现实。连续4年向全国政协提交调整人口政策提案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名对本报记者表示，从2003年出现青壮年劳动力人口的减少以来，中国老龄化呈现加速的趋势。人口结构极不平衡的代际更替不仅会给中国的社保体系带来巨大冲击，而且还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不过，当前也可以采用一些其他的有效办法来增加劳动力供给。
曾湘泉认为，可以通过土地改革释放更多的农村劳动力、通过发展中小城镇和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兼业模式，实现就近就地转移，提高中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产业参与率，扩大农村劳动力供给数量。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则认为，户籍制度的改革对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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