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进入“Double—D”运行期

　　观察众家研究机构对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的展望，大体上8%左右的经济增速预期被大家所共识，同时近期高频数据也显示中国经济增速在经历连续7个季度减速后，会于2012年4季度止住下跌态势，初步估计4季度GDP单季同比增速就会回升至8%左右。

　　但是对于中国经济而言，由于经济增长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指出“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所以即便2013年经济增速最终如期达到了8%左右，但经济的短期短暂反弹并不能改变经济中期调整的轨迹。

　　笔者曾在《中国经济转型下的债路选择》中指出“按照中国经济既有的‘4-8’定律，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翻一番’目标可能将于2017年提前完成”，但自2012年11月十八大会议之后，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已经明确表态“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而且十八大设定的“翻一番”目标的时间纬度是10年，即从2013年开始到2020年之前，中国经济增速只需6%-7%左右即可。而笔者认为，由于维系中国经济连年高速增长的“双红利”因素（内部城镇化和外部全球化）已经由前期集中释放阶段向拐点期的边际衰减转变，而此种经济内涵的变化是主导未来中国经济中期运行的核心环节，所以2013年经济增速即便是达到了8%上下，笔者认为此种恢复更多源于短期性因素，例如库存周期因素，相应如何区分短期增长惯性和中期调整就成为当下观察中国经济的一个关键点。

　　首先，城镇化对经济的拉动力趋弱

　　过去10年间（2002--2011），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速为10.6%，同期中国城镇化率提高了13.6%（由2001年的37.66%提升至2011年的51.27%，平均每年提升1.4%），过去10年间，常住城镇人口累积新增2.1亿人（剔除人口自然增长的2200万和4000万大学毕业生，约有1.4亿人由乡村流向城市，平均每年新增约1400万），笔者测算的结果是，过去10年，城镇化率平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相应对GDP的平均增速拉动0.6个百分点。

　　而伴随中国城镇化率的快速提升（中国只用了17年就实现城镇化率由30%升至50%，美国用了40年、法国用了70年、日本也用了22年），前期建立在劳动力流动基础上的低人力成本模式已经趋于逆转的临界点（刘易斯拐点），那么未来继续寄希望于农业领域向外转移劳动力已不太现实。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中国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已由10年前的3.66亿人降至2.66亿人，如果考虑农村人口的年龄结构（所谓“386159”部队，即农村中的妇女、少年、老年劳动力），可能情况更为严重；另外过去10年中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下降了4%，由2002年的82.49%降至2011年的78.39%，其中农业领域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是主要因素（10年间下降了12.17%）；在劳动参与率下降的同时，已进入城市的劳动力还要面临子女入学、医疗养老等问题，因此，劳动力成本趋势性上升在未来是可见的，相应城镇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则大不如前，例如2011年，虽然中国城镇化率较上年提高了1.32%，但对当年9.3%增长的GDP的拉动度已经降至0.4%。

　　其次，全球化对经济的拉动力趋弱

　　按照IMF数据测算，2002-2011年间，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重由5%升至11%，期间全球的出口总额由8万亿美元升至22.3万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11%；同期中国年出口额则由4千亿美元升至2.5万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更是高达19%。但从10年间，中国出口额的年实际增速变化来看，今后仍寄希望于两位数的出口增速已不太现实。（预计2012年净出口对于GDP增速拉动为0，而在2007年，净出口的拉动为2.6%）

　　上周中国海关的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出口年同比增速仅为7.9%，其中对美国和欧洲的出口增速分别由上年的14.5%、14.4%回落至8.4%和-6.2%，而欧洲和美国在中国出口额中的比重合计约占4成左右，可见，受危机冲击，欧美市场对于中国经济的贡献度将很难恢复如前，加之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还将会对中国的外贸雪上加霜。（据世贸组织测算，保护主义政策导致一年的全球贸易额萎缩6500亿美元，占年贸易总额的3.5%）

　　第三，政府刚性支出得到强化

　　上述客观上的两个趋弱构成了影响未来中国经济内涵变化的最重要因素，同时政府作为经济社会的管制者，主观上仍然需要经济增速的保持，那么相形之下，中国政府的支出刚性就将会得到强化，尤其是承载着众多实际经济职能的地方政府，更是如此。但是目前政府的收入结构则对其职能的履行形成一定制约，例如截至2011年，地方政府的资金来源中有5成左右的资金来源于非财政渠道。

　　即将履新的新一届政府已经明确“城镇化是中国最大内需潜力之所在”，而在土地制度发生根本变化之前，农业的大规模生产经营模式不能马上付诸实施，相应粮食供给的稳定已制约了新增劳动力的补充能力，同时目前还有超过2亿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的农民工，未来城镇化能否继续顺利推进，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安置横跨城乡之间的这2亿多人，使之在向城镇化和工业化提供劳动力的同时，也能享受与有城市户口居民的同等经济待遇。

　　笔者的测算结果显示，截至2011年，中国政府、企业和居民的杠杆率分别为245%、300%和58%，从2007年算起的4年间，政府杠杆率提升了3%，企业杠杆率提升了50%，居民杠杆率提升了17%。而在经济运行由高速向低速调整期内，实体经济的未来现金流难以出现明显的增加，反而会不时因结构性和周期性因素影响而恶化，因此，在此期间，实体经济对政府的减税诉求也相对较高。

　　在上述两个要求下，需要政府一方面通过降低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来给予实体经济的支持，同时还要进一步扩张其提供公共服务深度和广度，来满足不断增加的市民需求（包括数量和结构两个方面），因此，未来政府的支出刚性只会得到强化，相应债务收入就自然成为政府重要资金来源。

　　经过上述分析，可以作出的一个判断是，未来中国经济中期调整将沿着“Double—D”的路径：第一个“D”是指前期城镇化和全球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趋弱，导致经济的降速，即Decelerate；第二个“D”是指经济结构调整对政府支出的刚性要求和政府对其经济福利占有的让渡共同作用下的，政府债务的增加，即Debt。

　　而在“Double—D”的格局下，如果结构调整步伐能够尽快适应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那么中国经济在经历调整后必将实现更好的发展，即Developing；但如果在经济加速和债务增加的过程中，结构调整未能如期实现，那么未来经济出现Down的风险就会累积。

　　就目前而言，中国有很多内在优势可以助推实现第三个好“D”的实现（Developing），避免出现坏的“D”（Down），例如居民和政府的负债率相对较低（截至2011年，政府、企业和居民的总债务规模升至95万亿，其中政府债务规模为20万亿，企业债务规模为62万亿，居民债务规模为13万亿），工业化后期还有很多投资洼地，而在企业的利润要求和居民的福利要求之下，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是从经营性领域退出，给企业减负，为居民加安全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