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月份召开的全国人大上，中国政府放弃了已经延续7年的“保八”惯例，主动将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调低到7.5%。官方将这一显眼的下降解释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谋求更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而根据绝大多数专家学者和分析机构的看法，7.5%的目标只是一个底线，他们普遍预计今年的真实GDP增长仍将超过8%。
但即便如此，正如另一家著名评级机构穆迪所指出的，下调后的在经济增长目标反映了“中国经济新的现实”——中国经济高增长时代的大幕已经降下，我们也许从此将步入一个“中速发展阶段”。
现在回头来看，过去一年来的经济减速的幅度很可能比预料中的还要大。数据显示，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速继续下滑，创下了近三年的新低。不仅工业增长和财政收入出现预期中的急剧下降，更令人吃惊和担忧的是：中国经济赖以维系的生命线——进出口，尤其是对欧洲的出口——呈现“断崖式下跌”。而那些能够预示未来走势的先行指数，如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发电量、银行信贷投放总量等，虽然几个月来冷热交替，但震荡下行的总趋势却是显而易见的。
五.今后不再可能出台大规模输血政策
温家宝总理今年2月份的时候说，预调、微调经济政策从第一季度就要开始，这是中国政府对经济放缓担忧加剧的第一个信号。而在6月中旬于武汉召开的六省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温家宝进一步指出，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据说他还明确提到，尽管今年经济增长目标为7.5%，但仍要保8%的实际增长率，并要求立即采取措施确保经济尽快触底回升。
过去几个月里，央行已经多次下调存准率，向市场释放了1万多亿元流动性。6月7日，它更是出人意料地宣布3年多来首次降息。
但显然，仅有这些“稳健的货币政策”是远远不够的，财政上的刺激或许也是必须的。值得稍感安慰的是，相对于处境焦头烂额的欧洲与美国，中国政府为避免经济硬着陆手中所握有的弹药要充沛得多。首先，中国的总体财政状况良好，政府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相当健康，去年全国税再创新高，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这使政府在必要时可以有足够的真金白银加大支出，如果未来能够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的分红比例的话，政府收入方面可以挖掘的潜力还很巨大；其次，中国有足够的资金为可能发生信贷危机的银行纾困，其中可动用的包括3.2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第三，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年多来的抗通胀调控见取得了显着成效，CPI指数重回下行通道，甚至还扭转了24个月以来的负利率状况，这为货币政策更大胆的调整预留更大的回旋余地。此外，目前中国工业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依然不低，就业形势乐观，这些均表明经济的微观基础并没有出现太严重的恶化。
眼下人们最担心的便是政府因为担心经济过分减速而重新走上过去15年来那条仿佛是屡试不爽的过度依赖投资和注入流动性来拉动经济的老路，因为这无疑将使原本就“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中国经济（温家宝语）更加失衡。事实上，中国经济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国内需求长期不振、重复投资导致产能过剩、资源能源使用效率低下、生态环境恶化……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备受诟病的短板。此外，简单的刺激举措短期里可能会取得一些GDP数字上的效果，但必将造成新一轮更严重的通胀——上一轮4万亿的后遗症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至今还没有消除呢。而且长期来看，这类强心针似的刺激政策一定是效用递减而后遗症递增。
有一点是肯定的：2013年中国决策者不太可能再出台任何大规模输血政策。
六.2013年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
主张“动手术”的改革派人为，中国只有刻不容缓地进行各项结构性改革，才是真正的保增长良方。在谢国忠这样相对偏激的改革派看来，软着陆不一定是好事，硬着陆也不一定是坏事。事实上，如果中国现在发生硬着陆，很可能将推动中国进行痛苦的改革，此后经济将会保持长期繁荣。现在正是结构调整，清理低效率企业的最佳时机，因此他们坚决反对政府再次救市。
今年以来政府显然也有限度地听取了他们的意见，4月以后，中国再次改革汇率机制，扩大了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稍后又批准了温州金融实验区和深圳前海金融创新改革；此外，国务院陆续出台政策，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铁路、能源、电信、电力等传统上被国有企业行政垄断的领域；已经在上海等地试点了将近一年的增值税改革正在全国范围内推开……
这些改革举措的成效还有待进一步观察，我本人也是输血的坚决反对者和改革的坚定支持者，但有一句话这里恐怕不得不说，这些改革呼吁者们所指出的中国经济中的所有结构性问题大概都是正确的，然而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并非今年才突然出现的。因此，对于中国经济来说，结构性的改革或许永远都是需要和迫切的，但它并非改善宏观经济现状的有针对性的良策。
说到底，宏观问题与结构问题必须正确区分，虽然它们经常纠缠在一起。现在看来，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仍然是必须，尤其是财政政策。但新的财政拉动应该坚决摈弃过去那套凯恩斯主义的公共投资方案，而应该着眼于以下两方面——
首先是结构性减税；其中既包括前述的消费补贴，亦应将下调进口关税考虑在内。同样是有可能扩大财政赤字的刺激政策，减税和消费补贴充分发挥了市场的自发选择机制，因而有助于企业和产业的优胜劣汰和经济结构的升级换代，而政府集中投资则以人为决策代替市场选择，往往保护了落后产能，对喊了多少年的“调结构”有害无益。不过，到目前为止已经出台的减税在总量和涉及领域个方面都过于有限，有分析甚至认为，今年减税的总量甚至还比不上新增加的税费！我认为，在扩大减税及补贴覆盖范围方面，除了节能环保之外，与加快城市化进程有关的各项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都是大有作为的。
其次，政府还应该及时推进供给端的改革政策，在稳定传统消费热点的同时，尽快培育有潜力的新消费亮点，包括金融服务、旅游、休闲、医疗服务等。当然，这项任务不仅需要财政政策的支持，也有赖于在法律、行政等个方面改善消费环境、方便行业准入、完善市场监管。
将要从温家宝手里接过主管经济的接力棒的李克强副总理近来强调得最多的便是城镇化，在他看来，这是确保中国经济未来得以继续保持高增长的最有力因素。的确，迄今为止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还很低，在这方面潜力巨大，而城镇化牵涉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能够带动许多产业的发展。但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而且只有在市场本身力量的基础上因势利导，才能对拉动经济产生正面的效果。此外，这也是一项耗时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期限的工程，如果我们能够在2013年里地看出一些比较清晰的端倪，那已相当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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