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伪装：PS诞生前的修图术”展览，为我们展现了数码时代之前的修图史
姜珊
一张照片里，一个男人正在用他的食指去按一盏台灯的开关，而台灯的灯柱却是一个活生生的妙龄女郎，女郎屈膝灯下、双手托起灯罩。这张图片是某杂志里心理学释梦专栏的配图，是不是很适宜？照片可不是用电脑合成的——它是由德裔阿根廷摄影师格雷特·施泰恩在1950年制作的，Photoshop这个软件还要再等40年才会被发布呢。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所举办的一场新展览，为我们展现了数码时代之前的修图史。这“无论在何时何地，总是有人会问我：‘数码技术如何改变了摄影？’我都这样回答他们：‘压根没变。’”这场展览的组织者，大都会博物馆的摄影馆副馆长米娅·法恩曼如是说。
修图技术自摄影被发明时起便已经存在了，不过直到现在，早期修图术还总是被传媒当做异类。然而展览“伪装：PS诞生前的修图术”，通过七个部分——“完美的图片”、“以艺术之名”、“政治与诉求”、“搞怪与娱乐”、“印刷品中的图片”和“追本溯源”——让我们知道，原来这些修改不借助数码技术也都可以做到，修图技术远在数码技术被发明之前就已存在了——无论是修改人物写真还是图例，抑或是修改报刊插图或者创意图片，都不是数码技术被发明之后才有的。法恩曼说：“摄影技术本身的确经历过多次改变，但那都只是媒介上的改变，其实修图技术经历的并非变革，而是延续。”
这种延续得以存在的一部分原因，是人们对调整图片的需求并未改变太多——修改图片主要是因为相机的不足，有太多的东西无法如实记录。早期的摄影师为了让照片尽量还原真实、或尽量符合他们的期望，十分依赖暗房冲洗和后期制作。1851年，当爱德华·鲍尔达斯拍摄《阿尔勒圣托菲姆教堂的回廊》时，有一个地方角度刁钻、光线昏暗——这无疑是一个令任何摄影师都讨厌的难题。他将几张不同的分色底片附着在一张银盐胶片上，于是在最后得到的成品中，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可见，连最阴暗的地方也不例外。“他无法在一张照片里同时都把每个角落都拍得清清楚楚，所以他使用了很多分色底片，再把它们像七巧板一样拼起来，”法恩曼解释道。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一张“根本拍不出来的全景图，它看上去很像那么回事，但你会从接缝中看出端倪。”
对十九世纪的摄影师们来说，如何拍摄天空亦是一个难题，因为感光乳剂对蓝色远比对其他暖色更加敏感，所以当正常地拍摄画面的前景时，天空的部分会感光过度。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天空看起来如水洗过般洁白，这个方法就是直接在底片上用颜料涂改；还有另一个办法，就是把一张曝光了天空的底片与另一张曝光了其他部分的底片结合到一起。不过摄影师们也不是只会在底片上做文章：古斯塔夫·勒·格雷在三张不同的海景照之中用了同一张天空的图片做背景，卡尔顿·E·沃特金斯给他所拍摄的哥伦比亚河的上空加了几朵云——在这次的展览中，这张照片的原始版本也作为展品被展出，法恩曼认为这个没有云的版本“看起来风格相对更现代”，不过对于十九世纪的观众们来说，“有云的版本更顺眼，显然也卖得更好。”
图片的修改通常都是为了好卖，而引人购买的通常是些充满恶趣味的作品。恶搞肖像照之类的图片异常畅销；如果明信片上的图片是一根火车车厢那么大的玉米或者一个房子那么大的西瓜，这种明信片在上世纪初的美国会十分受欢迎。至于欧洲人嘛，要更浪漫一些，他们喜欢看漂浮在气泡或者云中的女人。比如在一张图片里，一个男人正向着月亮敬酒致意，而月亮的形象是一张女人微笑的脸。法恩曼说：“如果你身在那个时代，你可以去照相馆拍一张这样的照片：你捧着一张盘子，盘子上是你的头。”
除此之外，修图也常被用来完善图片的艺术性，作者们有时会增添一些讽刺场景，有时会借助修图来创造他们心目中的桃源圣地，有时只是对细节做些微小的调整。法恩曼也说，这些修改都证明了摄影“并不只是纯粹的技术性工作，它还是表达艺术家思想与观点的媒介。”就拿法国摄影家卡米尔·西尔维来说吧，他在制作那幅《河景》时同时使用了多张底片，精心编排了人物的位置和倒影，还在后期绘制了云朵和树木，最后的成品完美得不太真实，却也正凸显了西尔维本人的不俗品位。
几十年之后，画意派摄影师们把照片制作得更像一幅画，例如爱德华·斯泰肯那幅著名的《月出时分的池塘》——朦胧的白月以及蓝色的运用使照片看起来亦幻亦真。至于创造这幅作品的办法是什么？至今依然是个难解的谜。
直到今天，人们依旧借助后期修改来使图片更具艺术性，只不过他们更倾向于选择Photoshop来作为他们的工具。虽然也有很多艺术家拒绝后期修图，然而对于那些喜欢后期处理的人们，用丹尼尔(Daniel)的话来说就是：“我修图是因为我有自己的主观意识，我有足够纯熟的技巧来表明我并不是一个抓拍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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