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最低工资标准不断上调，各方众说纷纭，但究竟这其中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始终都没有一个定论，经济学家有他们的道理，工会也有自己的理由，甚至于每个城市之间的反响都各不相同，至于究竟应该支持哪一边，等我们看完下面几方的观点再决定也不迟。
薛兆丰：
薛兆丰，经济学者，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员，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博士。
很多人不假思索地认为，我们的福利来自于完善的规定和法律。每当想到要提高生活水平，我们的直觉就是要让政府下个规定，甚至立个法，让“起码”的生活水平有个保障。如果有人违反这样的法规，就要予以追究和严惩。不幸的是，好生活往往不是“规定”出来的。
最低工资制度没有合理之处。首先，它侵犯了雇主和雇员之间订立契约的自由。其次，规模和档次较高的企业往往会游说政府实施最低工资制度，或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从而提高弱小竞争对手的经营成本，削弱其竞争力。这是大企业借政府的力量，对小企业进行不正当竞争的手段。再有，是它在提高了个别已经就业工人的工资的同时，也剥夺了其他本来只要求较低工资工人的就业机会。经济学就是要揭露“社会公平”四字下掩盖的实质。
最低工资标准上调 城市直击
北京：“最低工资”变职业“最低薪酬”
北京劳动力市场旺盛的需求量与较低的市场最大匹配率共存。结构性就业矛盾突出的“就业环境”导致部分单位以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为基础确定职业最低薪酬。“最低工资”变职业“最低薪酬”，职业的社会价值变得模糊。
北京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工作小组采集了北京10个区级职业介绍服务中心16个热点职业的最低期望薪酬和最低承诺薪酬数据。数据显示，16个职业中有14个职业以政府最低工资标准为底线，占到了87.5%。北京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分析工作小组认为，部分单位以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为基础确定职业最低薪酬，导致了职业之间的最低薪酬差距根本无法体现这一职业的社会价值。
重庆：失去实际指导作用，影响劳动力市场正常运转
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主要是考虑到当地经济的发展以及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但由于我国一些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制定相对保守，与当地市场工资价格差距明显。最低工资标准“低设”现象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转。
目前我国最低工资标准主要参考当地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制定的标准普遍较低。有关专家分析，劳动力价格便宜是许多地方招商引资的“法宝”，因此，各地在制定最低工资标准时往往倾向于“就低不就高”。重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处处长张永祥说，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相关规定，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应逐步达到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40%，但事实上，目前全国能达到这个标准的还不多。
上海：最低工资遭遇"柔性折扣"
在上海800多万城镇职工中，约有30万普通劳动者拿着最低工资。这些劳动者的岗位，基本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简单加工业和居民服务业，例如传统的服装加工、小修小补、小餐馆服务员等。
然而，这些弱势群体每月并不丰裕的最低工资，却还常常遭到暗中打折。相关人士透露，近年来，有关部门在实际检查中发现，一些企业用种种手法“暗扣”了劳动者法定的最低工资收入。
香港：推行最低工资标准：“难产”又“难养”
支持者赞叹，这是香港近10年来最重要的劳工法例，最终赢家必定是香港整体社会。反对者则批评，最低工资推高企业成本，某些行业势必以裁员抵消开支增幅，失业率将被推高1%至2%。香港一向以经济高度自由为荣，对最低工资立法也因被视为人为干预经济而“难产”多年。如今，香港推行最低工资标准，涉及诸多细节，并引发争议，真是“难产”又“难养”。
当地媒体报道说，香港多家连锁餐饮店已在悄悄加价。麦当劳在全港坐拥225家分店，早前已全面加价2％，并直言加价原因与实施最低工资有关；住宅楼宇方面，因应保安员和清洁工薪金上涨，管理费用也相继上调，部分楼宇管理费急涨40％；养老服务也难幸免，据悉，全港养老院已被建议统一加价10％至15％。
德国：总理默克尔：反对在德国整个国内实行统一的最低工资标准
德国总理默克尔曾表示，政府反对在德国整个国内实行统一的最低工资标准，重要的是德国在减少结构性失业方面做出了进步，未来的工资谈判也应该将当前经济环境考虑进来。
默克尔称，德国在减少结构性失业方面做出了进步，这才是重要的。默克尔同时重申不希望在德国国内实行统一的最低工资。她表示，在即将到来的工资谈判中也应该将当前经济环境考虑进来。默克尔指出，雇员也应该从企业的业绩良好中受益。
全国总工会：反对取消最低工资标准
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鸣起曾公开表示，工会把农民工作为工人中的新成员，按照国家法律的规定，在企业中，不管你是农民工，还是从城市来的，大家都要同工同酬，都要一视同仁。他们遇到了困难，我们也要帮助他们解决。
一部分农民工通过来城里工作就留下来了，一部分又回到了农村去，所以有了“农民工”这样一个名字。经过多年的发展，工会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组织体系，很多已经覆盖到乡村，所以可以从城市工会和农村工会两个渠道帮助他们，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魏杰：不能盲目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魏杰：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学博士。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常务副会长，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主任，国务院国家国有资产管理研究室主任等职，兼任全国13个省市经济顾问、15家企业经济顾问、7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过去我们将来社会保障制度越完善，消费就应该越起来。但去年我们调查的结果发现，社会保障越完善，企业消费反而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快，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和个人，尤其是企业交纳的保障基金比例太高了，如果降下来，职工收入当然就会增加。
而且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居民收入低的主要原因是初次分配有问题，企业分为利润和劳动收入，利润过高、劳动收入偏低，所以倾向于要提高劳动收入。
总体利润高的主要原因是央企这块利润总量比较大，但他们之中垄断企业的比例较高；要记得中小企业利润是很薄的，从总量量化到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利润很薄很薄了，如果不加分析的盲目提高所谓“劳动收入”，估计很多中小企业会面临破产境地。因此我不赞成为了提高居民收入先从利润和劳动收入这块动手，我是主张先从再分配——国家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这个关系上动手。
如果现在我们要赶快解决所谓初次分配的问题，也就是利润和劳动收入的关系，我估计中小企业将遇到巨大的难关，生存环境就会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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