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公司为何要管富士康的“家事”

　　富士康是不是“血汗工厂”？

　　加薪16%—25%对于富士康的员工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一刚进厂，啥也不会的小青年，通过简单的技术培训后，每月至少能够拿到2200元。如有加班，则另行计算。

　　2200元的底薪是高还是低？我到网上查了一下2011年全国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广东省深圳市最高，为1320元。依然比富士康少了40%。其余像江西、湖南、甘肃这些地方就更不用说了。差距太大。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曾经表示，富士康的平均工资远远高于各地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这话没吹牛。因此，考虑到各地拖欠农民工工资几成春节前夕的标志性事件，毫无人性可言的“黑砖窑”事件时有发生，怀揣本科文凭的大学生满街晃悠找工作的时代背景，至少就薪酬这一点而言，富士康不比其他制造业工厂更像“血汗工厂”。

　　除了薪酬之外，其余方面富士康做得如何？不久前，美国公平劳工协会(FLA)应苹果公司之邀，前往苹果公司供应商富士康在中国大陆深圳的分厂，对该厂区工人的劳工等情况进行审查。经过初步调查后，FLA总裁奥莱特?冯?希尔登(AuretvanHeerden)对媒体宣布，富士康在深圳的工厂存在“大量问题”需要予以解决。究竟是一些什么问题呢？冯?希尔登表示：“富士康工厂是一流的工厂，其物质条件远远超过常规行业的平均水平。”“当我走进富士康工厂的一刹那，我对所看到的一切感到惊讶。与服装加工厂相比，这里太安静了！我们要调查的并不是在服装加工厂常见的工作强度及高温环境……这里的问题更可能是枯燥无聊和与世隔绝的环境等。”

　　这就意味着，富士康存在的问题并非工作压力大或工作条件恶劣，仅仅是工作的重复和枯燥。而这，对中国绝大部分制造业工厂来说，几乎不成其为问题。

　　苹果公司为何要多管闲事？

　　与前面两次加薪一样，这一次加薪也不是老板郭台铭“良心发现”的主动之举。这种事情当然偶有发生，但我们也不能期待类似的小概率事件发生。事实上，没有最大供应商苹果公司施加的压力，郭台铭是绝对不会“量富士康之物力，结员工之欢心”。

　　在FLA的初步调查结果出来之后，苹果公司作出了回应。2月18日，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与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进行了会商。尽管会商内容尚不为外人所知，但2月19日上午，富士康集团就宣布了加薪的消息。这说明，蒂姆?库克很可能说服了郭台铭，使之为改善富士康中国工厂的工作条件采取实质性的行动。

　　按照我们通常的观点，富士康集团工人的待遇如何，跟苹果公司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这本来就是富士康的“家事”。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富士康集团工人的薪酬越低，就能够制造出成本更低的苹果产品，这也在无形中为苹果公司盈利创造了更大的空间。因此，维持制造工人的低廉薪酬，对于苹果公司是有利的。但是苹果公司没有这样做，反而想着法子尽量提高制造工人的待遇——2010年，为了说服郭台铭加薪，苹果公司不惜涨了2%的代工费，作为给富士康的补贴。

　　一个外国公司，为何要为一家中国企业工人的待遇问题多管闲事呢？

　　作为一家上市企业，苹果公司有着逐利的本性这无可厚非。如果不追求利润，它就无法向股东和投资者交代。不过，是不是逐利就是一家企业的唯一属性呢？当然不是。任何一家企业在逐利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地尽社会责任——不仅仅是在某地发生自然灾难的时候，慷慨地捐款捐物。向工人支付薪水，使得他们能够养家糊口；为工人提供人性化的工作场所，使得他们健康安全地工作；为工人提供集体公寓、康乐设施，使得他们快乐无忧的生活……我认为，这更是尽社会责任的一种体现。

　　顺便说一下，或许正是基于这种逐利本性和社会责任并重的文化理念，1996年，包括括耐克、阿迪达斯等在内的知名国际品牌公司，在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呼吁下，组织成立了FLA，初衷就是为了减少全球血汗工厂的数量。苹果公司是在后来加入的。这些知名国际品牌公司本可以不用加入的，因为“FLA的体系非常严格，包括秘密拜访、完整自由调查以及公开发布报告等。”

　　为什么我们的工会总是缺席？

　　如果说富士康事件中传达出了什么令人担忧的信息，我认为不是富士康对员工的“苛刻滥用”，毕竟员工可以自由进出；也不是有的经济学者讨论的那样，认为苹果公司干涉了富士康的“主权”，这恰恰是有利于富士康健康有序地成长，符合富士康的长远利益。那么是什么呢？工会的缺位。不管是两年前的连环跳，还是去年以来的“血汗工厂”之争，自始至终都没有听到富士康工会的声音。富士康没有工会吗？当然不是。富士康不但组建了工会，平时还挺活跃。中秋节组织一下联欢晚会，春节时买一下团体火车票，都干得挺好的。

　　在关键时刻，为什么工会就静悄悄地退到一边了呢？其实，只要稍微了解一下中国工会生存现状的人就会知道，与其他中国工会一样，富士康工会的活动经费多数来自于资方，其管理层也几乎都是由资方信任的人充分。指望劳资纠纷时工会站在工人一方，确实就像“与虎谋皮”。

　　所以，如果富士康工会不能摆脱“花瓶”的尴尬地位，如果富士康工人始终找不到代表自己利益的谈判代表，那么，下一次发生类似事件时，富士康工人是不是依然只能寄希望于某家外国公司的援手呢？

　　这才是我们应该好好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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