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上7点30分左右，家住望花区海城街的聋哑人杨春祥乘15路公共汽车去上班。他工作的企业是在新抚区华山街道上的一家印刷厂——抚顺光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正常情况下，他和同伴7点45之前就能进厂并有充裕的时间换工作服。
5月12日这天早上却出了点小意外，他在车上遇到一个聋哑人同伴并在车上开心地用手语交流，车厢内到站的语音提示他们又听不到，结果坐过站了，本来要在永济路东站下车，他们却坐到了12道街，又走了回来，虽然没有迟到，换工作服的时间没有了。他很自责，如果是一个人走，他会注意看站牌而不会坐过站。这样的事每个月都发生几次，时间紧时为了不迟到他再乘公共汽车车坐回来，每个月要为此多花些车费。他们的收入不高，每月因为坐过站又花了些冤枉钱，他希望也能与盲人和70岁老人一样享受免费乘车的待遇，哪怕是半价乘车也行。他也希望车上有液晶显示屏能够用汉字报站，这样聋哑人因听不到报站而坐过站的事就不会发生了。
印刷厂装订车间当天正在装订的书要印两万多册，杨春祥的任务是在胶本机前，每分钟将23本书的封皮粘上。他刚刚当上班长。今年4月，一个健康人当班长时因为对厂里的15名聋哑人态度不好，没有耐心地与他们交流而被辞退了。车间里聋哑人多，这名健康人又不会打手语，布置任务时聋哑人听不懂。他本可以用写字的办法与聋哑人的下属交流，可他没有这样的耐心，态度又粗暴。聋哑人在技术上遇到问题，他又不肯手把手地教。几名聋哑人找到杨春祥反映情况，他是厂里聋哑人的“头”。杨春祥找到厂长陈光辉，厂长核实情况后批评了那名班长，那名班长当时表示悔改。一周后，聋哑人又找到杨春祥反映那名班长还是对聋哑人态度不好，杨春祥再次找到厂长。最后企业辞退了那个班长。杨春祥当上了男工班长，一名聋哑人当上了女工班班长。
当天上午，车间里正在装订书的过程中，发现一本书第26台页中的几页书找不着了，影响了装订进度。杨春祥率领这些聋哑人全力以赴去找，聋哑女工段蕊终于在一个工位找到了第26台页的几页书，保证了装订进度。
厂长陈光辉说，这些残疾人进企业之前跟你小心谈条件，怕吃亏，被欺负。一旦认定你是个值得信赖的好人，他们会全心全意地帮助你，他们在企业表现得单纯善良，勤劳，团结，敬业、自律，主动找活干，成为企业的主力军。下班时不管多晚，聋哑人都要把车间收拾干净。记者注意到杨春祥在写字用纸笔与人交流时，都是从地上找废纸头而不舍得用别人给他递过来的好纸张。厂里的一些桌子和凳子、包装箱原来都要从外面买，现在是一些聋哑人主动提出，他们有这样的手艺，可以自己打这些用具。陈光辉给记者看了聋哑人用包装箱板自己打的桌子、凳子、包装箱。
中午休息时，聋哑人兴高采列地用手语谈论着什么，记者通过手语翻译得知，他们谈论的是周六厂里决定组织残疾人去鸟岛玩，吃烤肉串的事。厂长陈光辉同杨春祥也参与进来，陈光辉注意观察过，聋哑人打手语时表情夸张，动作比较大。一名聋哑女工用手语跟厂长陈光辉说，周六去鸟岛能不能让健康职工跟他们一起去，这样便于与他们交流和增进感情。陈光辉打着手语告诉他们，由于这是助残日的活动，加上企业车辆紧张，再加上工厂的印刷任务重，这件事不好办。
有的时候，时间紧、任务重，一个个的与聋哑人交流不容易，厂长就找他们的“头”——杨春祥，通过他们的“头”来向全体聋哑人布置任务就要快得多。杨春祥说，陈光辉经常与聋哑人交流，成为了他们的好朋友。一名聋哑人当着记者的面夸他们的老板好。通过手语交流，乘公共汽车上班的聋哑工人每人每月通勤补助50元，有3名聋哑人家远要坐两段车，每月通勤补助给100元，有名女工孩子小，允许她提前下班接孩子；通过交流，聋哑人休息不扣满勤奖；通过手语交流，陈光辉知道聋哑人需要更衣箱，就及时为他们买进铁皮的更衣箱；通过手语交流，知道聋哑人工作时需要手套，就每月为工人发一副手套。陈光辉说，会打手语，就会消除误会，对工作有利。陈光辉也学会了不少手语，当天中午他给记者打哑语，如拍照片、胖瘦、大小、对象、已婚夫妇、漂亮、十七八等，并当场向聋哑人请教。不会手语时，陈光辉只能通过表情来判读残疾人的需要，常常是判断错误。当初学手语时，也有因对某一句手语的理解错误，或理解反了而产生误会、误解的情况。现在厂里有紧急印刷任务时，需要加班加点，要做工人的思想工作，企业领导会手语就方便多了。
采访杨春祥时，市残联康复部的赵女士为记者当手语翻译。如果没有手语翻译，与聋哑人的交流就会很困难。在与杨春祥交流过程中，遇到难以表达的地方时，还要用到纸笔，写字交流。赵女士上大学时学过正规的手语。她说，许多聋哑人使用地方手语，或自已发明创造的“土手语”。有些聋哑人不愿意学习正规的手语，觉得正规的手语太复杂，不如他们的“土手语”方便。但这也给聋哑人对外交流时增加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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