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楼市二次调控的“大棒”直击房市，但银行必被殃及，一旦房地产资金链断裂，银行的信贷风险必会浮出水面。此外，持续放贷使银行资本金压力大增，而仅凭股市已经难以满足银行再融资的饕餮胃口，从农行的天量IPO、“绿鞋”护盘以及随后的农行破发等一连串事件便可管窥一二。在此情境下，资产证券化被当做分散银行信贷风险、缓解再融资饥渴的“灵丹妙药”，在此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各地的资产证券化步伐也进入“大跃进”阶段，如广东省国资委就打算让省属国资吸收市属国资借壳上市，提高资产化比例。但实际上，资产证券化正是引燃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导火索。资本市场高度发达的美国在复杂的金融杠杆面前尚且引火烧身，资本时代刚刚叩门的中国能否平稳渡过即将到来的第四轮“金融大爆炸”？
过去30年，“闯关”情结曾出现在我国的改革进展中，80年代的“价格闯关”就是典型例证。改革开放早期，一方面要靠计划稳定政经大局，另一方面又要靠市场引导资源缓解紧缺，行政定价与市场定价并存的价格双轨制由此而生。但是双轨制逐渐暴露出严重弊端，各种“官倒”现象迭出，*之风日盛，干扰了中国经济发展进程。当时力推“经济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家热衷于以发展促改革，而且改革开放初期所获的成功也使得对改革风险放松了警惕。多方因素作用下，废除双轨制、让物价“迅速进入市场轨道”的价格改革被推上了前台。试图“毕其功于一役”的这项改革意在一步跨过由计划向市场转轨的门槛，但对经济过快增长导致的通胀风险却认识不足，更没有意识到民众已经形成了广泛的通胀预期。因此，未能完成“惊险一跃”的“价格闯关”很快便引发了全国性抢购风潮和社会恐慌，经济形势随之进入低谷，直到92年“南巡讲话”方开启了新局面。
当年知识分子中主张“价格闯关”的“急先锋”，在那场风波之后曾一度向西“游学”。如今时过境迁，部分人通过漂白经历后又回到国内涉足资金金融，目前在国内火热的PE、VC界就有不少曾经熟悉的面孔。然而国内金融市场显然无法与国外高度活跃、宽松的金融环境相提并论，由此引发了这一群体的失望、焦躁情绪，并鼓吹“金融闯关”以期迅速改变现状。其骨子里仍执迷于经典的“华盛顿共识”所追捧的金融贸易自由化，大力鼓吹发展金融衍生品，实现金融资本领域的“不跃进”。然而大力发展金融衍生品，实现金融资本领域的“大跃进”。然而大力发展金融衍生品的基础必须到位，一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市场化”，二是相应规则与制度的建立。如果两大前提尚不具备便急吼吼地搞“金融闯关”，后果难料。日本经济至今仍然虚弱无力，其中一大主要原因就在于当年开放金融市场的步伐过快，加上“广场协议”使日元迅速大幅升值吸引投机热钱涌入，导致日本经济的数个泡沫顷刻间接连破灭，从此在底部横盘了20年。
就当前我国的金融生态而言，一方面，经典的场内市场“市场化”程度严重不足，银行、证券等大型金融机构都是国企背景。而高端金融的核心在于制造复杂的衍生杠杆，尤其是纯粹套利的多空对赌刻意放大了不确定性，短兵相接过后往往是货币蒸发、财富缩水。对于本质上仍是为国企服务的中国资本市场而言，则极有可能出现“赌赢了机构拿走，赌输了国家承担”的后果。本轮金融危机中，参与金融套保业务的国企纷纷“裸泳”，即表明了国企对资本金融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市场微观主体缺乏玩转高端金融的能力。在此背景下贸然搞“金融闯关”，本质上与当年的“价格闯关”一样，都是在客观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怀揣侥幸心理试图跨越历史发展阶段，豪赌国家命运。另一方面，当前中国金融市场的规则与制度建设仍尚处于起步期，民间金融“罪”与“非罪”的界限还比较模糊，存款保险制度、市场推出机制等仍属空白。这样的制度环境下推行完全的市场化，很可能比华尔街的“一地鸡毛”有国之而无不及。
如此情形之下，部分人士依然在鼓吹“金融闯关”，根源在于，一是套用“华盛顿共识”等经典思维来看待中国的非线性发展，掉入“知识崇拜”陷阱，认为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后必然紧接着金融大发展，如同当年英美等国的发展路径。但问题是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非经典，西方国家的经典知识与经验难以直接套用在中国身上。而且实践证明，30年改革中“摸着石头过河”所形成的“中国模式”（政府与市场“二人转”）比西方国家“市场”的单口相声更符合转型期的国情；二是“动机不纯”。如果说90年代严厉打压期货是因为期货市场发展的“目标不清”（国企背景的交易商泛滥，令期货市场异化为国家财富蒸发的场所）,那么某些人对中国当前如此明显的严峻事实置之不顾、鼓吹金融“大跃进”，或有不可见光的“私心”。因为从国际环境来看，不仅巴菲特和索罗斯开始拿中国做对赌标的，全球的投资基金都在向亚洲聚集，伺机要在中国发动金融狂欢。此时鼓噪金融自由化，几乎与“忽悠猎人把婴儿直接丢进狼窝”无异。
不过话说回来，鉴于中国的资本时代正在开启，若是逆金融文明的时代潮流而动，因噎废食，则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其实中国当前面临的关键问题不是要不要变，而是怎样变。如果说当初“打天下”时靠智慧，如今“变天下”的转型期也同样需要智慧，毕竟客观环境的风云突变已经令只是无法“照亮未来”，唯有“用智慧引领今天”方能吻合新时代的内在要求。眼下各地在争夺建设“金融中心”的过程中热衷于高薪引进华尔街人才，本质上仍是在知识型思维里打转。而所谓智慧，即是在深刻把握和尊重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参透资本金融的“根、本、源”，并充分利用各种路径、手段上的“新、奇、特”来推动金融创新步伐，从而在金融大爆炸的景象中逼近“势、境、韵”的境界。
总之，历史发展趋势是各种变量对角线作用的结果，“精英”的推动仅仅是众多变量之一。一方面，金融的发展进程将是政策、国企、民间金融等各要素的合力，并因此呈现出“过程曲折”、“博弈激烈”的复杂态势；但另一方面，资本时代的到来将如历史的洪流不可阻挡，眼下期货市场重焕生机、商品泛资产化等趋势或将为金融大发展时代揭开序幕。对企业而言，则又来到了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十字路口”，如何进行战略选择是事关企业命运的重要话题，需要企业决策者对此做出正确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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