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今年的冬天并不寒冷。世界杯为这个摆脱种族隔离刚15年的国家带来了短暂的经济繁荣。时值世界杯举办期间，以王建宙为代表的中国CEO们在南非立法首都开普敦市中心与来自全球的企业家和政治家围坐论道，交换了管理和文化思想。整整三日的领导力碰撞为来自非洲当地和世界各地的听众带来的情感激荡，不亚于体育运动引发的疯狂热情。
2010年，由《财富》杂志、《时代》周刊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联合主办的全球论坛于6月底在开普顿举行，意图忘掉危机的阴霾，直面挑战，同时分享更多的机遇。论坛上，有克林顿华丽的演讲，有花旗和德意志银行董事长对危机的诚恳反思，也有赤道几内亚总统沉重而刚毅的治国阐述。但是，令我感到有意思的是，这些来自不同地域、领域各异的领导者每一次有关机遇的讨论都会发展到“中国话题”，以至于茶余饭后我们也听到，与会的几位美国人忍不住感慨地说，本次论坛出现最多的关键词是“中国”，“连谈论非洲气候控制的时候，都免不了提到中国在该领域的做法”。在类似的话语中，他们透出了艳羡。
王建宙、张亚勤等人在合著的新书《创新赢天下》中提到，软实力就是一种影响力，这是中国企业最需要补上的一课。而在今年的南非，中国和中国企业影响力的提升已经有所显现。会议进程过半时，《财富》杂志亚洲主编、中国分社社长比尔·鲍威尔在主会场当着所有CEO的面，讲述了一个平凡的中国故事，更是让在场的听众第一次听得鸦雀无声。
鲍威尔说的是多年前发生在河南的一个故事。当时，他正在这里最贫穷的农村报道中国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了解几代人的变迁。他发现，虽然不是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但这里的贫穷家庭也体现出了中国国家经济的前进。为此，鲍威尔在寻找线索。“今天，我们不谈中国国家利益，不谈中国向非洲投资来锁定资源等等观点。我们来谈一个关于中国穷苦地区的故事。王建宙先生昨天提到7亿农民生活在这样的地区，这才是真正的中国。”鲍威尔的开场白，让此前对中国和非洲经济合作真实目的表示怀疑的一部分听众安静了下来，开始聆听。
鲍威尔说的故事，发生在一个酷热的午后。当时，他正在田间和一位经营养鸡场的农妇对话，忽闻电话铃声，农妇掏出一部手机接了电话。电话的另一头是一个邻近城市的批发商，正需要大量鸡肉。“他的要求不是今天，不是明天，就是现在。”鲍威尔口述的过程中仍带着一丝兴奋。和此人合作过几回的农妇毫不犹豫地接下了生意，仅过了一两个小时，一辆卡车就出现在村子里，而她已经杀好了50只鸡，批发商给了她250元钱，然后这些鸡肉就被运往市场。“那一刻，在中国中心地带最偏僻贫穷的地界，我似乎看到了日本最先进的‘零库存’管理技术。而这要感谢王建宙董事长铺设的网络，他经营的中国移动公司在中国拥有5.6亿的用户。”
鲍威尔的小故事和风趣且不失意味的总结，让现场陷入沉默。中国的读者也许不太了解，南非作为一个富裕的非洲国家，至今仍在为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而费尽心机。《创新赢天下》中也提到，有美国友人对王建宙说，中国手机信号的覆盖水平已经超过了美国。鲍威尔也提到，中国移动的用户数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总人口。王建宙这位曾经的“全球最佳CEO”应该是这次全球论坛的得意人士，向他缴纳话费的人比向奥巴马缴纳税金的人要多得多。奥巴马的表现还不好说，而这位中国移动CEO的业绩却是不言自明。
王建宙随后对全场的英语发言，很清楚地表明了一个CEO的立场：他既要面对农村的低使用量，保证农村的低资费，又要保证公司能够赢利。据他透露，在进入农村之前，很多投资银行分析师曾劝说他不要在偏远地区开展业务，认为这会让投资者遭受损失。而今天，“虽然在某些偏远地区我们还有一些损失，但总体来说有利可图。中国移动60%新用户来自农村，这已经让投资者坚定了信心。”王建宙的发言，事实上已经回答了此前南非运营商提出的该如何在非洲贫困地区发展的问题。
会后，《财富》(中文版)现场专访了这位中国移动的掌门人，让他继续解释为什么能够做到低资费、低用户量之下赢利。王建宙的回答很简洁：中国移动在农村的营销渠道到达了村长和小店，每个乡一定会有一个销售店，而每个村都会有代理渠道。“此外，在农村不会打昂贵的广告，而全是墙体广告，这样就降低了销售和广告的费用，保证了盈利。”这些“草根的”手段，对于非洲的运营商和想要进入非洲、亚洲的发达国家运营商来说，也许是难以想象的。
就在前一天的中国圆桌会议中，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陈东升也提到，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结构最重大的变化是城乡一体化，所以谁抢占了农村市场，即新兴城镇的市场，谁就是未来的赢家。他在中国圆桌会议举办地纳尔逊山饭店的舞厅里指出，新兴市场的办法有点像打游击，占山为王，要用非常规的手段抓住每一个机遇。
陈东升言辞轻松。他认为，中国农村的新三大件是摩托、中国移动支持的手机和泰康的保单。话语权交给下一位发言者后，他忘了仍然开着的麦克风，与身边的王建宙继续耳语：“在农村，泰康其实一直跟着中国移动，中国移动的营业厅在哪里，我们就把保险门店开在边上。”据了解，泰康近三年在农村建了2,600个销售网点，在村里还有泰康人寿的“驻村”保险代表。
陈东升的观点是否能够打动台下的南非听众，只有让未来证明了。而他的中国城乡一体化是最大机遇的观点，却打动了同在台上的另一位代表——成都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何华章。他在会后表示，成都是中国城乡一体化最成功的案例。事实上，这位低调的会长深谙商业规律，他是《成都商报》创始人、典型的商场高手，曾经把一份内部小报做成四川两大报业集团之一。
会场上，何华章向听众介绍了成都六年前“拉拢”英特尔的案例。他认为，正是由于芯片封装测试的产业特点和成都的地域环境、人才和物流相匹配，政府才会大力地扶植这样的高端产业。据了解，现在英特尔最大的全球封装测试业务就在成都，总投资达6亿美元。可以说，全球每两台电脑里面就有一台的封装测试是在成都完成的。而反过来，如果是对环境有压力的水泥生产企业要进入成都，就将面对生产工艺上的苛刻门槛。
到今天，仅仅英特尔一家公司的成功入驻，就为同行业上下游的高端行业企业来到成都投资做了最有说服力的“市场调研”，使得成都的电子信息领域的发展形成了规模。何华章的观点得到了成都市投资促进委员会的陈赋的进一步补充。他表示，除了高端产业，成都也考虑传统产业的“高端”，即“微笑曲线”的两端：前端的研发和设计，后端的销售和售后服务。如此，区域规划才可以提升利润空间，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
何华章和陈赋言谈间有清晰的逻辑。正如凯斯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CEO郑方在会上所说，过去20年来，中国应该是在世界上最成功的发展经济体，其中原因之一是政府连续的改革，这种改革不仅仅是政策，还有各种领域的深层次变化，才引导外国资本进入，刺激了创业和创新的增长。
论坛即将结束时，我们回忆起《财富》(中文版)董事长兼总编辑高德思的开场演讲。他指出，十年前，只有6家中国企业位列《财富》世界500强，而现在已经有54家。在纽约、伦敦、东京上市的公司数目都有增加。中国圆桌会议主持人、泛太平洋管理研究中心董事长刘持金则指出，中国人均GDP从1980年的960美元，到现在部分省份的6,000美元以上，这种增长可以说是突飞猛进。
再回想到王建宙书中所写的软实力，如果把企业比作一个人，软实力就是此人的一种气质，一种岁月带来的、依靠经年累月成功失败跌宕创造的智慧。在这种成长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和企业管理者正在产生应有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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