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国际交往,国际贸易的急剧增加,国际对话也与日俱增,这样的发展,促进了国际视觉语言的形成,使国际主义设计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从亚洲到拉丁美洲,从北美到欧洲,无论是在纽约,洛杉矶还是在东京、香港、布宜诺斯艾利斯,特拉维夫还是慕尼黑,北京还是法兰克福,全世界视觉语言,无论是书籍装帧、广告、海报、交通标志和交通图,以至到电脑网络,设计上日益趋同。因为人类沟通的需求,国家对话的频繁,造成了视觉传达的同一要求,国际主义设计在很长一个时期里似乎成为唯一的基本设计方式,而且国际主义设计不仅在书籍装帧、平面设计上成为无法摆脱的主要设计方式,在建筑设计、工业产品设计、服装设计、环境设计、城市规划设计,乃至到艺术上,也成为不得不沿用的主要的、基本的方式。
视觉传达设计上的刻板,高功能化、理性化是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和方向,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设计同时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这种国际主义的垄断性发展,自然造成民族性的削弱,乃至民族特征逐步消失。有一些设计家开始关切设计的个性,设计的民族特征,这个问题,贯穿了从60年代到现在为止的整个装帧设计的发展过程。
1966年,德国平面设计家奥拉夫·卢(OlafLeu)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德国的设计已经没有任何民族性了。他指出:虽然有些人对于这个发展是非常喜欢和高兴的,但是并非人人如此,很多设计家对此是担心的。他还指出,有相当一个时期,垄断德国的装帧设计的是瑞士发展起来的国际主义平面设计风格(the International Typographic Style)和美国的平面设计风格,而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德同,在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发展。
80年代以来,装帧设计界和其他设计界一样,受到新的媒介、新的设计技术的挑战,从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个刺激因素就是电脑技术的发展并迅速地进入设计过程,日益取代了从前的手工式的劳动。
除此以外,其他电子技术的发展也使设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传真机的广泛运用,电视技术的全球化和新的全球电视频道,电脑网络系统和电子邮件,长途电话的普及,手提电话的广泛运用等等,这些技术使原来相距很远的地方变成近在咫尺的方寸距离,信息技术把世界日益变成一个马谢·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称的“地球村(global village)”。这种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刺激了国际主义设计的垄断性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的设计文化的综合和混合,东方和西方的、南部和北部的设计文化一样,通过这个地球村的频繁密切的交往,日益得到交融,因此,国际主义的趋势之下,其实也潜伏了民族文化发展的可能性和机会。
这种情况,自然造成设计上一方面国际主义化,而另外一方面又多元化地发展。设计在新的交流前提下出现了统一中的变化,产生了设计在基本视觉传达良好的情况下的多元化发展局面,个人风格的发展并没有因为国际交流的增加而减弱或者消失,而是在新的情况下以新的面貌得到发展。
通过上文对设计师运用设计语言与读者进行直接或间接的交流的论述,我们可以体会到设计师在这整个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设计师通过对设计语言显性意义与隐性意义的研究,实现传达某种即定的意义而创造审美的信息空间并依靠其语言本身的原创性而完成自我的实现,实现审美主体对设计信息和审美空间尝试解释的力量。设计师的使命是改变一种被许多习惯的日常语言所规定的日常生活中的习惯的恒常的视觉语言,为读者带来新的由单向性知识传递的平面结构式趋向多向性审美心理诉求式的传递发展过程,也就是为读者带来新的视觉刺激和知识的多向位的相互照应牵连、触类旁通的审美框架。
如今中国一部分装帧设计家开始在注重本国民族化、传统化精神的前提下,重塑新形态的书籍,以此改变人们的阅读习惯、阅读行为方式。这种重塑书籍形态的做法意在“破坏”书籍固有模式和纯铅字传递形式的束缚,创导主观能动有想象力的设计,也就是运用装帧设计语言,来研究装帧审美的创造。其意义已超越书籍构造物自身(或者说内容本身),目的在于启发读者在阅读书籍中去寻找并且得到自由的感受,由此萌发出想象的智慧源泉。设计师完成传统书卷美和现代书籍相融合的过程,正是书籍形态变革的价值所在。近二十年的书籍艺术的进步,已经开始在世界上显露出中国书籍装帧的魅力。
装帧设计在近两百年的发展,给社会和人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促进了人们的信息传达,刺激了思想的沟通和交流,也同时形成了一种新的视觉艺术和视觉文化范畴。随着国际交往的频繁,贸易的发展,技术的进步,装帧设计所肩负的任务必然越来越重。虽然装帧设计的语言运用变化万千,但是其服务的对象还是人:人的生理审美要求(包括简单物理功能要求——体现在装帧设计上就是视觉传达的迅速和准确要求)和人的心理审美要求——美观、大方、典雅、合乎自己的品位等等,这些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因此,对于近两百年来装帧设计语言的发展的研究和装帧设计语言运用的研究成为重新估价衡量新的书籍审美的价值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