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中旬，来自中国中部省份湖南省的24岁的谭志清做了一件让许多人难以想象的事情：他与工友一起站在南海本田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海本田”)门口要求增加工资。他在南海本田工作了两年半的时间，每月收入大约1200元，谭对此感到难以忍受，并参与组织了本次罢工，要求提高工人待遇。从5月中旬到6月初，本田公司的多个内地工厂连续发生罢工事件，致使公司在中国的生产陷入瘫痪。经过多轮谈判之后，本田公司于6月4日同意将工人的每月工资提高35%左右，增加至1620元(235美元)。
在南海本田罢工事件之前，台湾富士康科技集团的深圳工厂在今年的1-5月有12名20多岁的年轻员工自杀。6月6日，公司宣布将深圳工厂运营部门和生产线职工的每月工资从900元(132美元)上调至2000元(292美元)。富士康是全球最大的代工公司之一，为包括苹果公司和其它品牌在内的客户生产iPhone等电子产品。
不断发生的劳资纠纷，再加上中国政府提倡减少经济对出口的依赖性，引起了人们对中国这一低成本世界工厂的关注。许多观察人士认为，后果之一是中国的蓝领工人工资将会上涨。而企业面临的成本压力，将会被工人工资上涨而促进的消费增加所弥补。但是中国作为低成本世界工厂的竞争力是否正在受到威胁?工资上涨能否解决中国人口转型的“时间炸弹”所带来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答案仍在激辩之中，但很多人都认为工人工资上涨是大势所趋，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目前的这一轮工资压力将导致部分产品的价格上涨，”沃顿商学院的管理学教授马歇尔·迈尔(Marshall Meyer)指出，如服装和廉价家用电器等产品的价格将会上涨。中国在这些低端制造行业中的竞争力将会有所下降，但是工资上涨将会帮助中国成为一个‘更正常’的经济体。
过度担忧?
澳大利亚AMP Capital公司投资战略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夏恩·奥利佛(Shane Oliver)在6月11日发表的每周市场评论中指出，关于中国涨薪的问题被误读了。“首先，目前所涨的工资多数是与最低工资相关的，部分城市把最低工资水平上涨了20%左右，”他写道，“而今年的平均工资增长可能在15%左右。其次，最近的涨薪风波体现的是一种补涨，因为去年许多城市的最低工资并没有增加。”
奥利佛认为，如果将中国宏观经济的快速增长考虑在内，15%的工资增幅并不算高。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幅达到12%;换句话说，工资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是生产力增长的代价。事实上，在过去的多年中，除了2009年，两位数的年度工资增幅在中国属于正常范围。最后，奥利佛表示，无论采用哪种衡量指标，中国的工资水平仍然是很低的：中国劳工每小时最低工资是美国最低工资的1/8。
对中国来说，一个最重要的有利因素是其经济的规模和发展速度。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 - 华盛顿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的中国项目主任傅瑞伟(Charles Freeman)表示，中国的经济规模如此庞大，足够让中国对一个地区的生产进行垂直整合。例如，在纺织行业，中国的工厂能够整合所有的流程，在一个城市内完成设计、缝制、组装和成品包装，这就大大降低了成本并提高了效率。“生产力增长的巨大效益超出了中国当前的工资增长，而从中国进口商品的批发成本与这些商品在美国的零售价格之间的利润空间非常之大，可以让中国在不削弱出口竞争力的同时，增加出口行业的工资。” 傅瑞伟还指出，如果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工资增长过快，中国的出口企业可以将部分生产基地迁移至内陆地区，那里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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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分配
中华全国总工会近期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劳动力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连续下降了22年，从1983年的56.5%减少至2005年的36.7%。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在上个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提高工人工资、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已刻不容缓。该调查显示，23.4%的职工在过去5年内未增加工资。
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人民币升值—中国政府在6月中旬宣布将推动汇改和人民币升值—对贸易有着类似的影响，“因为两者均会提高出口商品的价格，但是两者对财富分配的作用却截然不同，”沃顿的迈尔教授指出。他表示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将能从工资增长中获益，从而推动消费，这也是对当前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深感忧虑的中国政府能够接受的建议。
“所有人都希望中国经济的引擎能从出口转向国内消费，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迈尔说道，“当然，诸如沃尔玛之类的跨国公司的成本将增加，他们或者提高产品价格，或是寻找别的供应渠道，比如越南或印度尼西亚，但是前者的基础设施非常糟糕，后者的政局有不稳定因素。”毋庸置疑，无论是中国企业还是跨国公司，在今后的发展策略中都需要仔细权衡每个选择的利弊。
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趋势形成的“完美风暴”正在对工资施加上行压力。劳动力规模开始缩减，日渐减少的劳动力可能是最具影响力的人口趋势。“到2015年，中国的劳动力总人口将会缩减，同时正在快速老化，”迈尔说道，“年轻的劳动力已经呈短缺状态。中国南方的工厂以前只聘用年轻职工，现在也开始招募大龄职工了。”
与此同时，在过去30年间从新一代独生子女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小皇帝”和他们的父辈不同，他们不太愿意在恶劣环境下从事低薪工作。独立经济学家、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谢国忠在近期发表于《新世纪》的专栏中写道，新一代年轻的农民工在快速发展的经济中成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他们父辈曾经的生活环境相比也已经有了大幅提高;今天的第二代农民工不满足于基本的生活条件，而是有着更高的追求。他们渴望在大城市生活，但是房价的飞涨使得他们的城市梦想比十年前更加难以实现。
同时，那支曾经愿意前往沿海城市、工厂以及建筑工地工作，并且曾经源源不断的由农民工组成的劳动力大军，如今正在逐渐呈现干涸趋势。许多农民工如今宁愿在自家附近的工厂打工，也不愿意迁移至沿海城市，因为那里的生活成本较高、多为临时工作，而且离家太远。
官方数据显示，去年，华东地区聘用的农民工人数减少了880万人，华中地区聘用的农民工人数增加了617万人，而西部地区聘用的农民工人数则增加了775万人。与此同时，东部地区和中国内地的薪酬差距已经缩小至5%。这个数字证明，劳动力正在离开东部沿海城市，回到中西部地区。
而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劳工紧缺问题更加紧迫。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公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21个大城市的制造业操作工岗位空缺同比增长了90%，而求职人数只增长了22%。中国100个大城市共有岗位空缺550万个，而求职人数只有530万人，而且两者的差距正在加大，特别是在南方的珠三角地区。
艰难的转折
通过每年让大批农民转而从事非农工作，中国以前能够实现可观的生产力增长，同时还能保持通货膨胀的稳定，北京大学黄益平教授和澳大利亚国际经济研究中心蒋庭松教授在他们最近的论文中如是写道。但是，他们指出，如今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刘易斯拐点”——一个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亚瑟·刘易斯(Arthur Lewis)在70年代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低收入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将会最终枯竭。它通常标志着更为快速的工资增长、消费增长和更高的通货膨胀时代的开始。
在他们共同撰写的题为“刘易斯拐点对中国有何意义”(What Does the Lewis Turning Point Mean for China?)的论文中，两位研究者认为，在经过三十年的经济改革之后，中国已经进入了关键的转折点。他们表示，要想进行调整，政府必须制定和执行那些能够既能保持经济稳定同时又培养更强的创新能力的政策。
这将是一场艰难的转型，沃顿商学院的迈尔说道，因为中国正在从一个由国内低消费、低成本制造业推动的出口型快速增长的经济体，转变为一个由国内消费推动的增长适度的经济体。
为了管理这一转型，迈尔指出，必须对劳动力进行培训，因为服务行业和高端制造行业需要的是更有技能的职工。这件事说易行难。因为对劳动力的培养和教育是对未来的投资，它不会在当前的GDP数字中得到体现;必须要放弃当前的部分增长为未来播种。而问题在于，迈尔说道：没有人想放弃当前的GDP增长。
在对美元和欧元稳定性的担忧声中，迈尔表示，“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是谁在控制中国的经济?中国不能让自己的经济过于依赖其他国家……此时此刻，中国的经济非常脆弱，因为它依赖于美国和欧洲经济的表现。要改变现状就必须采取强硬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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