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央行强烈否认关于将发行新版500元人民币的传闻，央行表示，从未发行过新版500元人民币，也没有任何发行新版500元面额人民币的计划。
“500元大钞”传闻是个非常有趣的传播现象，好多年前就有这样的传闻，尤其是关于大钞头像上印谁。央行屡次否认但传闻以各种版本“进化”。这意味着传闻背后其实有着一个不衰竭的驱动力，这个驱动力使得大家认为，央行有意愿发行更大数额的货币。
即使我们不非常极端地将政府看作是一个通胀的热衷者、“印钞嗜好者”——印刷出远远超过经济体需要的纸币，即使从一个非常中立的技术性立场上看，我们也会发现，纸币体系本身带来的“用钞经济学”也会诱导央行这么做。
即使在转账货币（通过电子转账而不是现钞）越来越作为主流形态出现，“用钞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还是纸币币材资源的分配，这其实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货币面额的搭配，另外一个是现钞货币体系中纸、硬币结构。例如在第五套人民币券别设计中，2元和2角券就被取消了，这就是货币面额搭配的范畴。而中国的分币硬币几乎退出流通市场，这就属于后一类问题。货币面额的搭配是为了让支付和找零变得方便，而增加硬币对纸币的取代，主要是为了降低小额纸币的残损率，从而降低货币的耗材水平。
在金属本位下，面额同材质的重量是相关的，2两金币要比1两重一倍，但在纸币体系下，印刷的资质几乎是相同的，50元纸币不会比100元纸币成本小，所以从印刷成本上看，央行印刷更高额度的货币是一种节约行为，当然，这种节约不仅仅是纸张印刷成本上的，也包括更为广义的社会成本，比如点钞，运输，储藏的成本。例如，在相同数额下，一箱100元钞票的重量仅为50元重量的一半，这节约了运输重量和空间。实际上，这个原理也可以衍生到民众日常携带的钱包里：人们总是先将小钱零钱花出去，保留大额纸币，因为它比较省空间，而且不重。
这自然会推导出一个纸币运行规则，即大额纸币具有“强替代性”，这也被事实所证实。第五套货币发行增加了20元券，我们发现10元券的数量就大规模收缩，大量退出流通领域。同时，第五套货币取消了2元券和2角券，对旧版2元只收不付，它导致了1元券和1角券数量的急剧扩大，这其实增加了流通中现钞的总张数，非常显著地增加了清点和销毁工作压力。纸币体系下大额货币的“强替代性”同央行和整个银行体系的节约成本或赚取更多的铸币税的激励是相通的，所以央行发行更高面额的纸币被认为是一种“激励相容”的行为，是不言而喻的“顺水推舟”。
更不要说，在宽松货币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前提下，纸币本身的“强替代性”其实暗示不断上升的货币面额。近年来，那些主张中国采取所谓“适度从宽”实则“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诡辩家们不断讨论“根本性地废除分币”，人民币实行角、元两种货币主辅单位，让分币仅仅在计息、粮食收购价、油气调整等等方面作为账面货币而存在，这让人想起了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大通胀时代关于“美分”命运的讨论，不过，保罗.沃尔克主导的美联储以紧缩的方式让“强替代性”没有变成螺旋式的“货币大面额激进运动”。
所以，从这个中性的技术角度看“500元大钞”传闻，我们就能理解市场并不理会央行的不断否认，因为民众更相信那种基本面上的依据，而不是官僚的唇舌。也许央行在未来不一定发行“500元大钞”，而是发行200元钞票来试探市场的反应，但如果央行不执行中性货币立场，更高数额的钞票问世仅仅是个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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