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社会制度下的教育背景，造就了观念差异，拿中国大陆的北方文化作参照物，笔者小时候曾有过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观念。缘于笔者，当时觉得香港不少流行歌曲和影视剧追求快节奏，似乎缺乏底蕴和内涵，有的古装电视剧场景只有几间房大，而导演却动辄想让观众联想到高山湖泊，反观中国大陆，名山大川、奔腾湖泊比比皆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港式流行歌曲大都是男女言情之作，缺乏大气和民族关怀。但奇怪的是，人越是长大，对香港的理解就越真实并且豁然开朗。
笔者喜欢作家张承志文笔的血性和“独立特行”，喜欢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充满思辩和反思特质的“伤痕文学”，亦喜欢作家王安忆的纤细入微、絮絮叨叨，但他们作品中追求的无非是人性的自由，殊途同归。笔者讨厌中国大陆官场的套话和模式化，并渐渐在工作和生活中发现港人的可爱之处，例如，08年笔者到港参加“香港国际印刷及包装展”，一位香港教育机构的政府官员，介绍某印刷培训课程，一上场便是“我是来卖广告的”，言语干脆利落。参加香港的研讨会，你会听到台上眉飞色舞的发言，台下踊跃地递条子想提问，倒不象内地的一些印刷业的研讨会，台上拿着稿低头照读，然后沉默地离场，主办方怕没人提问，提前给媒体人士准备好问题。
香港有法制保障言论自由。不管你讲什么，都不怕得罪任何人。在此基础上，香港体制一切均为高效、实用预备，保障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固然香港“全民皆商”，但胜在商有“商道”，港人对内地慈善事业的关注亦可令人侧目。任何人作言论上的道德卫士，远不如实实在在给灾民财物上的帮助，纵然你有满腹经纶、济世之善心。“全民皆商”当然不是什么坏事，只要遵守游戏规则。亦不必以“文化沙漠”指责，香港文化的灵动，可令其和国际接轨，君不见弹丸之地的港星到内地引起少男少女一片尖叫声，内地媒体拿其鸡毛蒜皮小事报道不休，内地明星只有羡慕的份，尽管令人有点费解，但却是值得人深思港式体制的成功之处。看看港星在新浪网开的博客，远没有内地明星博客的深沉，但港星的影响力却往往大于内地明星。
笔者怀念毛泽东时代的社会风气，但也认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观念，认同深圳特区的口号“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一篇发表在北大内部网的文章启发了笔者，如果说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前解决的是中国如何摆脱一穷二白的经济局面，摆脱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局面，改革开放后要解决的问题则是——中国如何溶入世界。
全球经济一体化，需要我们有新的视野。自从中国于1992年全面实施市场经济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明显加快，奥运会的举办、世博会的举办，带给我们更多的和世界对话的机会。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公平、公正、公开”。市场经济是以公正法制为前题的，只有社会的法制化，才有“公平、公正、公开”可言。没有法制一切形如高中楼阁，做什么都会变味。亦惟有中国法制，才能更好地溶入世界。亦惟有中国人诚信，才能更好地和国际对话。
随着“东方之珠”香港于1997年回归祖国大怀抱，“祖国好，香港好”的口号在港盛行。内地与港联系日密。国际贸易，谁也怕被欺骗，内地印刷包装厂赴港参加“香港国际印刷及包装展”，抛开交通便利等因素不说，香港法制化、外商讲诚信亦是诱人之处。相比较中国大陆，香港在法制上显然更令人放心，如此便是，笔者所理解的，抓住了市场经济的“核心”。
普通大众追求的并不多，惟求诚实劳动获得应有回报。进一步延伸去说，中国政府提出的治政要“以人为本”，难道，其基础不是要建立一个法制社会吗？政治的成功与经济的成功若要天衣无缝地连接，其核心必是“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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