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英在她的新作《中国彩印二千年》中，引入了“大印刷”的概念，从不同朝代和不同工艺上追寻中国彩印术发展的路径——如织物印花、敷彩佛像、纸币彩印、木板年画等等。这使本书具有了异常鲜明的特色。
在《中国彩印二千年》一书中，作者用大量笔墨和实物图片，叙述分析了佛教的兴盛，对中国古代彩印技术的发展起到的正面推动作用。
对于佛教信徒来说，复制和传播佛像与佛经是很重要的使命，同时，由于佛教寺庙在历代都有着很丰厚的收入，所以他们在运用新的印刷技术方面也有着超出社会平均水平的经济优势，这使得用于佛教经图的彩印技术往往是当时最先进的。
从隋代开始，用于佛教方面的彩印技术手段就是领先于当世的，如敷彩佛像突破了单线条佛像的藩篱，佛像开始变得色彩多样，生动逼真。
唐代的雕版彩印目前保存完好的证物是来自于敦煌藏经洞的纸质雕版印品。有红色、黑色捺印佛像，还有版印和敷彩相结合的印刷品。唐代所印的“千佛名经”，不但运用了当时比较复杂的印刷技术，而且纸张也是经过药物特殊处理。这种做法历代相传，一直影响到了清代。
唐代，以新疆吐鲁番为中心，库车、克孜尔、喀喇和卓等地曾经是唐代佛教经图的一个重要刊印场所。这些佛教经图的版面设计精美、色彩鲜明典雅，成为当时最高水平的彩印作品。
进入宋代以后，由于政府的重视和提倡，印刷业大兴，浓郁的文化科技氛围促进了印刷技术的发明创新，活字印刷术在这一时期发明，印刷了大量儒家、道家、佛教以及诸子百家的书籍。印刷部门包括了政府机构、民间作坊、私宅寺院和各级学校。雕版印刷技术在宋代已经十分成熟，其中的代表作仍然以佛教题材为主。
此外，辽、金、西夏也刻印了许多彩色佛教版画。
首次发现的辽代绢本三色彩印佛画，印在质地比较薄的绢上，悬挂在法会或者道场上，兼用了版画和描绘的技术，成为中国印刷史上相当重要的证物。
元代出现了彩色套印技术，使得印刷品具有了手写的效果，可以用红黑两色把原文和注解区分开。 “元刻朱墨本《金刚经注》外套绫面云纹嵌装函，十分精致。全本由三十七版（印张）组成，每版印五半页，版心记有版次，自第三至三十九，独缺一、二两个版号。据此推测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扉画及尾图均为手绘，原刻印的两幅版画已被替换；还有一种可能是出于版面美观的考虑，扉画与尾图印版上故意没刻版序号。”这本套印《金刚经注》引起了后世的广泛关注，在中国彩色印刷技术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明代的宗教版画在印刷中仍然占主导地位，明永乐时期，佛教版画取得了极为辉煌的成绩，“永乐年间《金刚经》，钱冠有《鬼子母揭钵图》，十面连式，画面之繁复精丽，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从隋唐到明代，佛教的兴盛，使得佛教经图的印刷变成了非常重要的工作，可以说是不惜工本，极尽工巧，从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彩色印刷术的发展。
在《中国彩印二千年》一书中，配以精美的图片，作者李英将这一发展演变历程娓娓道来，使人们受到了一番文化的、审美的、技术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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