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之滨，浦江之畔。话说明洪武年间，当朝宰相刘伯温路经浦东，发现一处农地风水甚好，龙气若隐若现，为保朱元璋万岁，遂下令造“假龙庙”以镇风水。后因上海话里“假”“界”音似，界龙之名由此而来。
“从此，我们老百姓过上了穷得丁当响的生活。”1946年生的浦东川沙界龙村人费钧德说，这是他记事以来听得最多最熟的故事，似乎唯有此，能解释农田收成不好，解释他父亲因饥饿吃了太多草根而肠梗阻过世，解释一代代界龙人曾经的贫穷。当然，传说只是传说。这一点，无论说者或听者，其实都明白。
改变，就在新中国诞生后这60年。1950和1960年代乡镇企业萌芽，1978年改革开放，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在被誉为“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的浦东，费钧德的一家，确实经历了许许多多媒体常用的一句形容———“翻天覆地的巨变”。
小农民思考大问题：出路在哪里
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粮食总产量逐步提高，然而全国粮食供应形势却更紧张，一是土改后提高收入的农民增加了粮食消费，二是有私营粮商同国家争夺粮源。1953年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目的是在农产品匮乏时保证人人得到基本口粮。1958年，国家提出农业“以粮为纲”，并全面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后，就进入了粮食最为告急的三年。
我从懂事起，对家里最深的印象就是穷。
1956年，一天我放学回家，家里揭不开锅，父母都在抹眼泪，我哭着哭着就睡着了。原来是收成不好，家里连交粮的任务都没完成，更别说自留粮。后来父母偷偷割了田里将熟未熟的稻子，大队干部知道我们是实在没办法，也就睁只眼闭只眼，算了。
1961年，一天父亲严重腹痛，被送去镇卫生院，原来他为填饱肚子吃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草根，患肠梗阻，开刀来不及，死了。在川沙中学读书的我随后退学了。虽然老师惋惜我成绩好，但知道我家里还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弟弟，交不起学费，也就算了。
所以，我一直想不通，怎么想也想不通。回生产队后，我在报纸上读到，当时宣布夏粮和早稻大丰收，说粮食产量每亩一万斤、两万斤，最高四万斤。然而事实呢？我们村2500多人，其中1100个劳动力耕作1800亩土地，收成总是不好，麦子每亩产量才100公斤，稻子产量250公斤，全年人均收入才25元钱，而且那时肉类少、油水少，我初中时一顿吃五两都不饱，你说日子怎么过？有件小事，我一直印象深刻。那时村民无一例外都在人民公社参加集体生产、在食堂吃大锅饭。有次是我弟弟到食堂里拿饭回来吃，他不大懂事，觉得自己饿了就先吃掉一半多，而其他家人都还没吃，所以大家骂他，骂完后母亲流眼泪，弟弟也流眼泪，我感受到了一种说不出的苦。
中国农民的出路在哪里？一个20岁不到的小农民开始思考这个大问题。我想起了读中学时，地理老师用“一分地、三分山、六分水”来形容我们国家。他还说，这10%的地要养活几亿人，太难了，所以农村劳动力要向工业转移。老师教的这句话，我悄悄说给大队干部听，他们也说对啊。不过议论归议论，一直没法实现，直至1966年，形势开始有点“乱”了。
消息不断以一种隐秘的方式传来，说江苏在偷偷办企业，说周边村里也要开非农企业。一天下午，作为村里知识分子的我和几名干部来到当时的大队支部书记周祥贤家开会。我们达成一致：要办一家自己的小工厂。
第一笔业务，5天挣了250公斤麦子的钱
1950和1960年代，中国第一代乡镇企业萌芽于计划经济最严格的时代，当时称社队企业。
该办家什么厂呢？村里决定派出被公认最为吃苦耐劳的我，去市区“考察调研”。说白了，就是找老乡打探消息。
那是1968年。别看现在从界龙到人民广场只要45分钟车程，但当年得先步行45分钟到川沙小火车站，乘1小时车到庆宁寺轮渡站，再走20分钟到码头，再摆渡20分钟到共青路码头，再走到杨树浦路乘8路电车到市中心。“进城”一趟耗时大半天，当天很难来回，我就住到郊区出差人常住的南京东路“兰考旅社”，一个大房间分上下铺能住上百人。在那里，我和很多人聊天，聊着聊着，一名旅客告诉我办家小五金厂最方便，几百元一台的小车床投入少，而且可以专接大工厂不愿做的小生意，比如一些仪表用的非标准螺丝螺帽。我回村一报告，大家很高兴，咬牙投资1000元买来两台车床。没想到啊，车床开不动，必须整修。这下，我又得“进城”，学技术。
巧得很，我在市区工作的大哥家对面，卢湾区丽园路上就有一家梦想中那样的加工厂———建国螺丝厂。当初看来厂真大，三层高，面积有五六千平方米，有次我听财务科长跟厂革委会主任说，到银行贷10万元钱。哎哟，他开口就是10万，不得了！
为了进厂学习，我每天跑去跟门卫阿姨磨。磨了三天，阿姨说，厂领导等会出来送客户，我帮你介绍，如果他肯就行。等到厂领导出来后，阿姨说，小青年来了好几天，他是贫下中农，想进去看看。领导说，这事得上级批。我问“上级”是谁，他说是卢湾区手工业局。我就又去办了很多很多手续……而后，村里派了四人来学，就在工厂二楼空车间打地铺，还给每人发了一套蓝色工作服，上头有“建国螺丝厂”五个大字。就这套工作服，都让我们那晚开心得彻夜难眠。
一个月后，我们不但掌握技术，还帮工人理发、打扫、搬机器，厂里甚至拉出横幅———“向贫下中农学习”。但业务上哪找？车间师傅建议，一定要和领导挂上钩，厂里才能大力支持。我就马上去找革委会主任，说听说你们要野营拉练，拉到界龙去最好。领导说考虑考虑。我二话没说，当天午后一点半从工厂开始走，一直走回支部书记老周家，走到晚上八点，脚上也起泡了。我和老周说这是个机会，让社员把热菜烧好，因为估计他们早上四五点出发，到了正好午饭，随后开场忆苦思甜会，再领他们参观展示农村的发展前景。次日一早我乘车回厂，报告领导说一切都准备好了，社员会敲锣打鼓夹道欢迎，还给他看我脚上的水泡。他一拍桌子，说好！
随后一切顺利。工厂主动修了我们的坏机器，还介绍业务给我们。第一笔业务，5天挣了35元钱，也就是250公斤麦子的钱。可惜，甜头没尝多久，人民公社的领导知晓后，立即开会批评界龙大队捣乱，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我还被点名批评说富农子女在搞资本主义。厂很快就被贴上封条，但我们不甘放弃，公社的人一走，又开工了。开开关关，我们就叫它开关厂。到1972年，年利润两万元，村里添置了拖拉机、收割机，村民生活改善了，支部书记也不再怕了。
创汇22万美元，拍了生平第一张照
1970年代，农村大地雨后春笋般出现了一批批乡镇企业。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进入改革和发展的新时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推行，人民公社逐渐废除。1987年，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
1973年，我的大儿子费屹立出生。取这个名字，用意就是希望中国乡镇企业屹立世界东方。你可别说我异想天开，那时我们厂开开关关，每年今冬明春还要接受社会主义教育，我心里不是滋味，就想起码得让我们厂屹立不倒。
就在那一年，我们认为小五金厂的前景不广，就组织从市区回来探亲的工人开座谈会，发现四五十人中有12名印刷工人。就此决定，再办印刷厂。当时不能叫界龙印刷厂，只能说是川沙县黄楼公社界龙大队印刷组。
买第一台印刷机，颇费周折。我连跑了五家印刷机械厂，也连被五家门房赶出来。第五家的门房说，农村人怎么能买，我们的机器可都是部配的。我问他“部”在哪，他说北京。这下头疼了。我琢磨来琢磨去，最后还是找了在上海人民印刷厂工作的老乡，通过他买了两台要淘汰的机器，花了700元，还耗了几个月盖了十几个图章。
我们从印制最简单的产品开始：装糖炒栗子的纸袋、农药包装袋、饭菜票等，效益还行。但1975年不成文的规定下达：允许农民办厂，但不许与大工厂争原料、争能源、争市场。怎么办？界龙该向哪发展？我又进城调研，经过老乡指点，结识了在市区一家进出口公司跑手帕出口业务的王贤坊。他的出现给厂里带来了意料不到的收获。
左三为费钧德，右一为费屹立，这是这对父子难得的合照
那时上海的手帕已经做得很漂亮，但包装没跟上，十几块手帕捂在纸糊盒子里，所以价格上不去，最好能有透明的包装盒，让手帕摆的造型看得一清二楚。其实，这就是今天看来普通至极的PVC包装盒，不过当时是个稀罕物，我们别说不会做，就连见都没见过。但我们贵在有恒心，不会可以学嘛。我们就一遍遍地做，再去等当时很忙很忙的王贤坊下班后看，然后一点点地改进，最后成了。我们用三个月时间，出色完成第一笔合作业务，让这批手帕多出口创汇22万美元。了不起吧？国家外贸部还派了一批人来我们厂，带着将信将疑的态度拍摄样品，顺便还给厂里工人拍了合影。
不怕你笑话，这是我活了32年以来第一次拍照。以前穷，而且照相馆在镇上，拍照也不方便。那时是1978年，举世闻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我第一次照相了。
1979年，我的二儿子费屹豪出生。取名用意，一是自豪，二是富豪，我们农民也要富起来。
我心里开始激荡一个雄心勃勃的想法：要升级，要做别人做不到的！1980年代，上海的乡镇企业竞争日益激烈，光川沙就有100多家印刷厂，所以我把目光投向了世界先进的德国海德堡胶印机，一台100万美金。但那是1987年，不是有钱就能买，进口有外汇额度制约，乡镇企业如何争取？最后，经外贸公司的老友出主意，我找到中国包装进出口公司，由他们去机械部申请高档设备的外汇额度。代价是，奉送250万资产的40%给他们，其中20%给上海分公司，三方联营成立上海外贸界龙彩印厂，我任厂长。1989年这台宝贝机器投产，当年厂销售额达5000万元。我想，一切都是值得的。
中国乡村第一股，改制非易事
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1990年代，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乡镇企业纷纷进行产权制度改革。从某种程度而言，这是乡镇企业为从根本上做大的变革。
浦东开发开放，对界龙影响很大。
首当其冲，最明显的是企业税收降了一半。其次，交通条件大大改善，有了浦东国际机场，位于川沙西南的我们现在开车去市区不用再经川沙绕远路，路程要差15公里，不但生意更易做大，人才引进也更方便。以前从市区聘的技术员当天回不去得过夜，1991年后企业班车当天来回接送。
就在1990年代，许多上海人曾经固守的“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观念，也悄悄改变。1993年，我们在川沙盖了“界龙花苑”，500套左右的房子卖了两年多；而2000年，“界龙新世纪公寓”还没开盘就几乎被预订光了。
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我有个买了100辆面包车跑川沙到上海客运的朋友，他的企业居然上市了，只有160万元资产，上市后身价升了80倍，不得了。而我们界龙资产评估为3100万元，我也想要上市，既能解决资金链问题，又利于建立现代管理制度。村民代表大会通过后，职工每人以每股4元的价格获得从几百到几千股不等的股票。1994年2月24日，界龙实业在上海证交所挂牌，一开盘就从8元升到12元，赢得“中国乡村第一股”的美誉。
那年费屹立21岁，华东师大国际金融专业毕业。记得1978年外贸部来拍的合影中他还露了把脸，因为我们农村企业那时基本没有周末，我一整礼拜都不在家，他就成天跑到厂里凑热闹。从一个把工厂当成游乐园的顽童成长为大学生，屹立说，界龙上市，使他对工厂第一次有了“企业”的概念，而既然是上市企业，就应该想到可持续发展。我认为他说得很对，就送他去北京一家证券公司工作了3年，之后又送去澳大利亚学金融。2000年，屹立硕士毕业，回国帮我，帮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制。
要知道，村办企业有个大烦恼：人人都是主人，人人都要管，又人人都不管。打雷了，下雨了，正在车间的工人立刻就能放下手里的活，跑回家收衣服、收粮食。不少人寻思：反正企业是我们村的，我想做就做，不想做也照样拿钱。长此以往怎么行？有顺手把印刷用纸拿回家给孩子当草稿纸的，甚至有业务员把销售款放进自己口袋的……我开始找乡亲谈话，定村规民约、厂规厂纪，还请了一个成人教育学校的校长来做职业教育，可大家就是不服，觉得你又不是老板，你凭什么管。
产权不明晰，风言风语多得很，我家玻璃窗还被人砸石子，妻子和弟兄都劝我当心点。不过，儿子很支持我，川沙镇长、浦东区委书记也都说可以改制。在我印象中，浦东正好在那段时间作出了加快农村改革的决定，计划在三五年内将浦东的数千家乡镇企业全面改制。当然，改制并非易事。我们在反复强调一定要改但不辞退村民的前提下，又拿出企业6.7%的股份留给村民作养老保障，2001年9月6日，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界龙改制方案。
从此，前行活力更加充沛：我们广泛涉足印刷、房地产、食品等产业；印制的《淳化阁帖最善本》被作为厚礼敬赠访沪的连战和宋楚瑜，还获亚洲印刷大奖金奖；画册《锦绣文章》次年又获金奖，还被作为胡锦涛主席访美赠予耶鲁大学的礼物。
1995年底，我88岁的母亲脑溢血去世。走之前，她说很开心，因为她享到福了。
今年8月，二儿子屹豪辞了澳洲国立银行的工作，回国帮我。我们父子仨定了下一个目标：世界五百强。
我想，那个关于假龙的风水传说，已经是很远很远的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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