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科学研究的目标
基础研究的最高成就是科学上的重大发现并开辟有深远意义的新领域，相对论、量子力学和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均属这种百年一遇或五十年一遇的伟大成就。像杨振宁等六位获诺贝尔奖的华人科学家和数学家陈省身的贡献，也是迄今为止国内科学家所望尘莫及的。中国科学家将来一定能得诺贝尔奖，但获奖时间很难预测，关键取决于科研体制、氛围、风气、杰出人才，尤其是杰出的年轻人成长和脱颖而出的环境。中国基础研究领域的科学家应该有高的目标，即追求科学上的发现和源头创新，并为此作长期不懈的努力。基础研究重要成果的表现形式往往是在国际顶尖刊物上发表文章，并有大量正面的引用，或者有人沿此方向做出新的探索和突破。这也可以作为成果评估的主要依据。例如黄昆先生的文章和著作有8000多次引用；王淦昌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了证实中微子存在的方法，但在国内无法实现，只得写成文章在国外发表，结果美国人看了文章用此方法做出实验，获得了诺贝尔奖（这是王淦昌第二次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
技术科学的最高成就是深刻影响工业界和人们生活的重大发明创造。例如获诺贝尔奖的五项发明———晶体管、集成电路、激光器、ＣＴ、核磁共振就是典型的技术科学重大成就。原创性的重大技术成果最终必然是推广应用和大量进入市场，甚至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也是评价技术科学成果的一个重要标准。例如2003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核磁共振，发明于20世纪70年代末，2002年评奖时已有2.2万台核磁共振成像仪在世界各地使用，受过医学检查的人数达6000万人次。有时产业化并不是由发明者及其所在单位完成，但只要最终深刻影响工业界和市场，人们不会降低对重大发明者的评价。
在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领域内，特别是像通信、计算机软、硬件和计算机应用这种应用性很强的专业，一项创新技术对工业的影响、是否推广应用和大量进入市场应该成为评价成果的最重要标准。自主创新的技术，转化成商品，表现出很好的性能价格比，在中国市场上居领导地位，应该成为科研的重要目标。当然更高的目标是把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品批量打入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市场，一个科研单位能做到这点是很值得自豪的，也应得到很高的评价。但国内的科研环境、评估标准、提职称条件等等往往并不鼓励这种目标。对于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有时仍把SCI、EI的文章数作为重要评价指标，这是很有害的。
我国高科技产品出口每年呈上升趋势，但仔细一分析，大部分均为外商在华企业，或外商独家掌握核心技术的合资企业的出口；有些中国企业采用国外的核心技术，经过局部改进，加上良好的管理和较低成本，其产品也进入了国外市场。但最缺乏的是拥有自主核心技术的高科技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并占有一席之地。
我国SCI、EI的文章数近年来迅速攀升，这是好现象；但也要看到得到大量引用的、高水平的文章数量增加不多。我看到过一个年轻人能把一项既无理论价值、又不可能实用的“成果”写成多篇SCI文章。在国内计算机SCI、EI杂志上常能见到“三无”文章：即文章大概没有什么人会认真阅读、不会有人引用、不会转化成实用系统。
二、高技术和新产品是核心，诺贝尔奖只是个副产品
贝尔实验室的方针
贝尔实验室是研究通信技术的应用科学研究中心，其主要奠基人尤厄特提出了“应用创造性的科学知识于技术发展”的方针，把高技术和新产品看作贝尔实验室任务的核心，而诺贝尔奖只是个副产品。恰恰是这种方针，产生了11人次的诺贝尔物理奖。
为了未来长远市场的需要，贝尔实验室需要发明取代电子管的新器件，为此花了10年时间，终于在50年代初发明了晶体管，这是后来集成电路、微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重要基础。
中国现在还没有像贝尔实验室那样高水平的应用科学研究单位，但贝尔实验室的目标、方针值得我们学习。丁肇中曾经说过，“把获诺贝尔奖作为科研目标是很危险的”。在应用科学领域内，不能把获奖、SCE、EI文章作为目标，而应该有持续奋斗十多年，不断创新，最终使高技术产品在市场上雄居榜首的决心。[next]
三、杰出人才一般在年轻时就崭露头角
黄昆先生于1945年初25岁时，就在国际顶尖杂志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文章，1946年27岁时提出了“黄散射”（20年后被实验证实），1951年32岁时完成了与诺贝尔奖获得者玻恩（Born）合写的《晶格动力学理论》。当时玻恩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说：“书稿内容已完全超越了我现在的理解，我能懂得年轻的黄昆以我俩的名义所写的东西，就很高兴。”黄昆于1951年创造高峰期回国，可惜回国后的头27年中北大没有给他创造好的环境。
“周光召威震杜布纳”（杜布纳指前苏联原子核研究所）是50年代末周光召30岁时的事情，当时有的外国科学家说，“假如周光召将来得诺贝尔奖，我不会感到惊讶”。为了国家利益，周光召毅然放弃了很有前景的方向，投入两弹的原理研究，并做出了重要贡献。
数学家姜伯驹院士于文革前28岁时创建了“姜群”，引起国内外同行关注。文革期间周培源先生公开反对所谓的“两个基本估计”，他引用“姜群”为例，说明解放17年来培养的知识分子是优秀的，科研是有重要成就的。
北大张恭庆院士，曾在世界数学家大会上作过45分钟报告，这在我国数学家中是不多见的，是很高的荣誉。张恭庆是我中学和大学同级同学，他在中学和大学期间就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数学才华；尤其可贵的是，他能在文革困难时期坚持研究方向，做出不懈的努力。
现年39岁的中科院金属所所长卢柯，是中国最年轻的两位院士之一，28岁时任研究员，已经表现出非凡的才华。他后来获第三世界科学院技术奖，可能是获该院技术奖的第一位中国人，也是获第三世界科学院各类奖励（包括数学、物理等领域）的最年轻的中国科学家。卢柯的论文被引用13000余次。第三世界科学院的技术奖设立较晚，上世纪90年代初刚设该奖时，谢希德先生曾两次推荐我申报技术奖，均未批准。
四、给杰出人才创造优越和宽松的科研环境
对于已有充分证据确认是真正杰出的人才，建议采取十二字的政策：给足钱、配备人、少评估、不干预。
1、给足钱
对于杰出人才领导的团队，稳定地先给予5年的经费支持，不要让他们为经费而四处奔波。优秀的学术带头人往往痴迷于科学技术，具有很强的科技“攻关”能力，但往往缺乏“公关”能力，而后者是获得经费，有时甚至是骗取经费的重要因素。
丁肇中获得经费的办法很简单，他绝不会承诺他的研究一定会有什么成果，他只是对政府主管经费的人说：“假如你在我这个领域能找到比我更好的科学家，那你把钱都给他；假如找不到比我更好的科学家，那你把钱都给我。”
2、配备人
配备优秀的研究人员，特别是创造条件使他们能招到非常优秀的研究生。中国大学离世界一流大学差距尚远，但中国人口众多，不乏一流的、潜力很大的大学生，中国中学生在奥林匹克竞赛中屡屡获奖就是很好的证明。华人中唯一获得计算机科学最高奖———图灵奖的姚期智教授，是美国科学院院士，他已定居并任职于清华大学，他对清华大学学生水平的印象很深，认为并不亚于西方名牌大学。多年来流传下面的说法：中国名牌大学的本科生质量最高；硕士生差一些，因为最优秀的本科毕业生大多出国了；博士生相对更差，因为很多优秀的硕士毕业生也出国了。我想这一现象会逐步好转，硕博连读的做法也有助于提高博士生质量。
3、少评估，不干预
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沃森，在他从事此项研究过程中，他所在的剑桥分子实验室从未要求他们填写过研究进度报告或者考绩表。
证明费尔马大定理的怀尔斯（Wiles）1981年28岁时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1982年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1984年升任讲座教授。当时他已被公认为解决难题的能手，此后不久他就面壁九年，不发表一篇文章，于1994年最终证明了费尔马大定理。一个教授八年不写一篇文章而没有受到任何考核的干扰，这是杰出人才最需要的宽松环境。杰出人才对自己的研究方向和进度比任何外人都关心，都着急，所以领导大可不必操心。
对于大学教师和科研单位进行业绩评估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管理的一种手段。但是任何评估体系都不可能是完善的，对于不同学科、特长不同的单位要区别对待，绝不能一刀切。我对有些大学实行的“没有取得博士学位，不能当博士生导师”的做法一直持不同意见，因为照此规定，中国光学机械的奠基人王大珩先生就不能当博导。王大珩在英国取得物理学学士学位后，按他的才能，本来是容易得到一个博士头衔的，他却偏偏到公司工作，从事光学机械方面的实际工作，并获得了专利，而这恰恰是中国光机事业发展最需要的知识。我认为他当时的选择是很对的，是有远见的。王大珩先生是那一代留学生中不多见的只有学士学位却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大学的物理基础与光学机械实践相结合，是别人不具备的知识积累，也是王大珩日后施展才能的基础。他回国后创建长春光机所，坚持光机实验工厂必须与研究所在一起，以便理论与应用更好结合。王大珩领导的研究集体，为国防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培养了大批人才。二十多年来北大毕业后去美国的不少优秀人才也没有去奋斗博士学位，但取得了优异成果。
对于有非凡特长的个人或单位，要忽略他们的某些短处。华罗庚、贾兰坡均未上过大学，慧眼识英才，他们才取得卓越成就。爱因斯坦考大学时化学不及格。黄昆1944年留美考试时语文只得了24分；留英考试时，作文只写了三行再也写不下去，只好就此交卷，但居然被录取。假如当年清华大学校领导没有破格录取数学只考了十几分，但英文、语文异常出色的钱钟书，可能中国就少了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师了。
中国需要基础研究的重大成果，也需要能横扫世界市场的创新的高科技产品。要达到这些目标，一定要有良好的环境和氛围，特别是要给优秀的年轻人成才和建功立业的机会。
2004年9月20日
———选自2004年10月8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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