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78～2008，这在中国历史上和中国新闻出版史上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段。我们无法设想，假如没有这30年，没有这30年的改革，这30年的开放，这30年惊天地、泣鬼神的变化，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新闻出版业是个什么样子。
当然，历史没有假设。30年，毕竟在中国土地上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气势恢宏的变革。看看我们的新闻出版业，看看正在席卷整个新闻出版领域的产业化、集团化、股份制与资本市场改造，看看此伏彼起的跨地域、跨行业、跨媒体的兼并重组大潮，看看矗立在都市黄金地段的万米大书城和数万个崛起于农村、社区的书屋，我们无法抑制回顾与总结的欲望。
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和愿望，在2008北京图书订货会期间，本报隆重推出“30年”专刊，试图用30人、30事、30忆、30图、30改革、30阅读、30营销等串联起新闻出版业改革开放30年的轨迹。此专刊推出短短几天里，业内业外的反响已经如潮涌来，推动着我们将这样的回顾继续深入下去。
本报今期发表的是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柳斌杰接受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斌杰同志访谈已经越过表层追忆，在30年新闻出版业基本成就、基本规律、基本经验、基本体会这些重大问题上作出回答。相信对全行业关于改革开放回顾和总结，一定会起到导入和引领的作用。
商报记者：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和2008年元旦献辞中都讲到，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这里把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讲得非常透彻了。您怎样评价改革开放30年对中国出版事业的作用和意义？
柳斌杰：锦涛同志对改革开放伟大意义和作用的评价非常深刻，也非常准确。改革开放不仅对整个中国命运具有“历史性”、“抉择性”意义，对中国出版业同样具有“历史性”和“抉择性”意义。回想“文革”时期出版业的情况不难得出结论：没有30年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出版业今天这样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局面，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对国际出版格局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但是，总结30年出版业的改革发展是一个大题目，也是一篇大文章，不是几句话就能讲清的。我在不久以前也谈到过改革给出版业带来六个方面的变化：一是解放思想转变了工作思路；二是改革开放发展了文化生产力；三是创新体制营造了新的市场机制；四是实现了政府从办出版向管出版的转变；五是公共文化服务得到了加强；六是中国出版业正在走向世界。这是我们现在都能看得到的变化，可以给改革意义的深层次总结提供一个线索。
如果只用几个具体数字说明，那应该很简单，比如说到产业结构，从1978年到2006年，我国的出版社从105个发展到573个，增加4.5倍；报纸从186种，增加到1938种，增加9.6倍；期刊从930种，增加到9468种，增加9.2倍；说到图书产品，从1.5万种增加到23万种，增加14.5倍；印数从37亿册增加到64亿册，增加0.73倍；出版系统利润，从3.23亿元增加到46.49亿元，增加13.4倍。这些数字足以说明出版业30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仅仅这些是不够的，总结30年，还需要进行深入的思考，还要探讨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对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验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总结，对新闻出版业今后的发展将产生重要意义。这也是我们今年的工作重点之一。在纪念新闻出版业改革开放30年之际，我希望整个行业都来参与思考和讨论，以便深化全行业对改革开放的认识。
因为出版业具有意识形态特殊性，既要确保正确舆论导向，确保国家文化安全，又要推进出版业体制改革，这就使改革增加了难度，加大了成本，也无疑延缓了时间。
商报记者：如果只请您讲一点，您认为出版业改革开放30年，您印象最深的一点是什么？
柳斌杰：我认为是过程艰难、任务艰巨。出版业的改革是在整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大潮中被动进入的，实质性的改革是十六大以后才开始的，而且难度极大。由于出版业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属性，使得出版业改革更加艰难，而且是渐进式的，同经济社会改革拉开了一定的距离，比教育、卫生、体育、科技等改革都晚了许多年，从这就能看出难度来。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从1978年开始的，是从农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开始的。当时的改革首当其冲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双包”挑战的是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不久，人民公社解体，农业改革一步到位。但是，出版社的改革当时不敢触及体制，只是在经营方式上提出过“立足本省、面向全国”、“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一类改进方向，批办了一些出版单位，有了量的扩张。这仅仅是出版范围的改变，出版方式的改良，并没有牵动出版社体制。后来发行业开始连续推进“一主三多一少”、“三放一联”、“三建二转一加强”、“承包责任制”、“目标责任制”等改革探索，1992年以后发行业的零售向民营资本开放、组建出版发行集团，在性质不变条件下谋求更大发展。但与同一时期其他领域改革的深度相比有一定差距。
这是因为出版业具有意识形态特殊性，既要确保正确舆论导向，确保国家文化安全，又要推进出版业体制改革，这就使改革增加了难度，加大了成本，也无疑延缓了时间。像改革初期新华书店权力的放放收收，发行渠道的开开合合，出版社协作出版、自费出版、民营书业的起起落落，都是在探索中试验，为改革付出代价在所难免。
在其他经济领域，早在8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了资本的多元化整合。1990年代就解决了“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问题，社会主义的旗帜上有了市场经济，兼并、重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经营成为合法的市场活动。很多著名品牌都是民营、私营、合资企业创造的，不少非国有企业进入500强，有的成为上市公司。通过改革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国有企业焕发活力，大都相继完成股份制改造，或者上市融资，资本实力、生产能力、竞争能力都大大提高。而出版业在这方面则有“滞后”之感，大多数还在计划经济的模式中运行，市场主体、竞争能力尚未形成。
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从出版业特殊性出发，努力寻求加快出版业改革的办法和途径，使今后的改革之路走得更顺、更快、更好。改革开放30年了，如果我们还搞计划经济那一套，连跨地区、跨媒体经营都解决不了，实在无法交待。
出版业改革发展进入快车道，是最近５年的事情。十六大以后，我国加快了改革步伐，党中央作出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决定，也给新闻出版业体制机制的改革带来机遇。
商报记者：改革发展30年，这是一段很漫长的时间，受内外环境影响，也有自身发展规律，各个阶段发展并不均衡。有时曲折徘徊，需要政府助推；有时过快过热，需要宏观调控。就出版业而言，您认为发展最快的时期是哪一段？
柳斌杰：出版业改革发展进入快车道，是最近５年的事情。
为什么是这５年？大的前提说，是十六大以后，我国加快了改革步伐，党中央作出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决定，也给新闻出版业体制机制的改革带来机会。当然就出版业而言，我想也像万事万物一样有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前面我说过，由于出版业的特殊性，为改革付出的代价超过其他行业，但是代价也是学费，我们从曲折徘徊中可能学到顺利情况下学不到的东西。锦涛总书记讲，我们党在改革发展中坚持了十个“结合”，其中第四个结合，“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对出版业而言，就是如何将坚持正确健康的舆论导向与解放出版生产力结合起来。还有第八个结合，“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强调我们既高度珍惜独立自主权利，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对出版业而言，就是在全球出版激烈竞争环境中，既坚持中国特色新闻出版的发展道路，决不“受制于人”，又要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实施“走出去”战略，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魅力和影响力。我觉得我们在这些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当成功的经验，积蓄了相当丰富的能量，只等择时而发。
另一个原因，就是国家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已经有能力为特殊行业改革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其他行业深化改革的成功经验也会助推出版业。一个国家，当人均生活水平和社会物质消费指数达到一定程度时，文化需求和文化对社会的参与性与日俱增。当今世界，迫切需要名牌的文化产品、强势的文化市场，文化软实力是世界舞台上综合国力和竞争力较量的一个重要指标。我们国家充分认识到这一点，2003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启动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在所确定的35个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中，新闻出版单位就有21家，占了近三分之二。我们从体制创新入手，全面完成了出版、发行、报业改革试点任务，为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提供了宝贵经验。2005年，新闻出版总署进一步明确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重点抓了一批中央部委出版社、一批高校出版社、一批经营性报刊转企改制，推动了已转制企业的上市工作，继续推动所有出版单位深化改革，加快发展。
经过５年的努力，新闻出版体制机制发生了根本变化。出版方面23个集团已经或正在变成企业集团公司，100多家图书出版社改制到位，上千种经营性报刊转企改制，40多家报业集团实现企事分开，面向市场经营。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新华书店系统完成了转企改制，有些已经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出版物全国连锁经营企业已达29家，23个省级新华书店实现了省内或跨省连锁经营；全国建成10万平方米以上图书物流中心５个，年赢利水平千万元以上的10个；全国性民营连锁经营企业８家，民营发行网点达10万个，中外合资、合作或外商投资书报刊发行企业40多家；一批网络发行企业快速成长；出版传媒业上市公司9家，市值2000多亿，净融资达180多亿。
经过30年的风风雨雨，又经过５年的快步前进，2007年的确是出版业改革历史上重要的年份。兼并重组、上市融资，应该是2007年中国出版业两个重要的关键词。
商报记者：去年您在十七大期间接受国内外媒体采访时，透露两个重要信息：一个是国家允许已经完成股份制改造的出版传媒企业整体上市；二是国家通过集团化、股份制改造、企业重组等方式，培育出版传媒方面的集团公司作为市场竞争主体和战略投资者。我认为这两点也是2007年出版业改革最精彩的篇章。您刚才讲的最后５年改革步入快车道，那么能不能说，5年中的最后一年，2007年又是改革取得成果最丰盛的一年？
柳斌杰：改革成果日积月累，渐进发展，总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和集中显现的时期，这也是事物发展的正常规律。经过30年的风风雨雨，又经过5年的快步前进，2007年的确是出版业改革历史上重要的年份。你刚才提到的那两点，兼并重组、上市融资，应该是2007年中国出版业两个重要的关键词。
2006年7月总署出台《关于深化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鼓励出版集团公司和发行集团公司相互持股，进行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并购、重组，建立必要的经营性分支机构；推动有条件的出版、发行集团公司上市融资；大力发展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信息管理等现代流通技术和手段；鼓励非公有资本以多种形式进入政策许可的领域等等。兼并重组是出版业资源整合的高级形态，在我国更是涉及管理归口对接、组织架构融合、企业文化统一等多层面的问题。这里有观念问题、政策问题、时机问题、实力问题。
中国出版业的重组起步于上世纪末的集团化，那时是事业性质，不属于市场行为，属于“以行政力带动”的区域内的资源整合。在兼并条件尚不充分的时候，行政捏合只能是一种“试验”。有的出版单位“轰轰烈烈”搞过联合，但只能流于形式，因为没有“化学变化”。
去年则不一样，出版业跨区域、跨行业真正的兼并重组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行为，是有了实质性进展：深圳发行集团与海天出版社、江西出版集团与和平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与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江苏新华发行集团公司与海南新华书店等兼并重组，都是以资产为纽带的企业重组，市场化了。这样，一些出版发行企业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步被淘汰，一些出版发行企业通过产权多元化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与社会资本乃至外资的逐步融合，就做强做大了。未来几年，以跨地域、跨产业链上下游为代表的兼并重组将成为大势，国外的大集团也是这么发展起来的。
上市是企业发展的一种形态，它的前提一定是事业单位转为企业，企业整合内部资源完成股份制改造，有了扩张的原动力，有了资本冲动，然后申请上市。事业单位不能搞股份制，更不可能上市，因为事业单位是服务的办事的，不是市场主体。
对出版传媒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上市融资，目的在于通过吸引市场资本参股，建立规范的股份制公司，实现股权结构多元化，壮大资本实力，将企业做强做大。2006年10月18日，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借壳上市”，成为我国出版发行企业中第一家上市公司，开创了我国文化企业上市和股权分置改革的先例。2007年５月14日，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宣布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成为继上海新华传媒之后第二家上市的中国图书发行企业。2007年12月21日，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严格按照资本市场的标准和规则规范运作，精心实施，将多家出版社整体上市，成为第一个正确解决了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问题的出版企业，受到广大媒体和投资者的高度关注，充分显示了在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出版产业在资本市场具备良好的发展机遇，对后续上市的出版传媒企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目前已有9家报业公司和出版发行公司在香港和内地上市；经过改制的新闻出版单位，国有资产的增值每年都保持在40％以上，有的产值翻番，利润增长在30％以上，大约是没有改制的同类单位的５倍左右，效益非常好。在未来的一年，还会有十几家大型出版发行企业上市。
中国选择了改革，选择了对外开放。只有改革，才能把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入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只有开放，才能将自己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才能有效吸收人类创造的科学技术和其他文明成果。
商报记者：您在新一期《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到“世界眼光”的概念，要把中国的问题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中去思考。请您谈一谈，怎样理解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进程与经济全球化的关联性和一致性。
柳斌杰：中国出版传媒业的改革是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部分，是与经济体制改革大潮统一，协调发展的。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面临什么样的世界背景呢？有研究者认为，一个是世界进入较长时间的和平期，客观现实给了我们改革开放的机会；第二个就是世界范围的信息技术革命。不同于工业革命或电子革命，信息技术会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会把一个民族在很短的时间里抛在历史的后面。
在这样的时刻，中国选择了改革，选择了对外开放。只有改革，才能把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入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只有开放，才能将自己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才能有效吸收人类创造的科学技术和其他文明成果。
30年来，中国出版业的改革开放，也和整个经济社会体制改革一样，将自己放在世界出版格局中发现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特别是加入ＷＴＯ以来，我们兑现了承诺，整个出版产品市场都已经向世界开放了，与国外同行有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中外合资、合作的印刷、发行、出版企业有2500多家，形成了共谋发展的格局。
30年来，在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我们实现了由“引进来”向“走出去”的转变，参与国际竞争，利用国际资源、国际市场加快自己的发展。如果说1986年我们举办第一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标志着中国出版业正式向世界敞开大门，到现在已经经过了20多年。近几年，我们每年参与4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书展、书市，宣传、展示和推介中国图书产品，以产品带动文化走出去，以市场竞争扩大我国文化的国际影响。法兰克福、巴黎、纽约、莫斯科等一些大型书展上，中国都成为最大的亮点之一。版权贸易结构逐年改善，年均增长58.6％，到今年进出口比例由10年前的15∶1缩小到去年的5∶1；实物出口总量逐年增加，图书出口达730多万册，是进口的两倍；报刊出口达到400多万份，发行到了8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均增长62.4％；“走出去”的渠道日渐多元化，国际书展、国际合作、国际交流、境外办社势头很好，国际竞争实力日益增强。
新技术在出版业中的利用，初期主要表现在生产手段和管理手段上，新技术触及内容，即出版的数字化，是近年发展起来的。尤其是2005年以来，数字出版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数字出版产业链日趋完善，数字出版理念正在形成，数字出版形态更加丰富。中国目前手机用户的数量已经达到4.2亿，计算机显示器、阅读器有1.3亿，市场上流通的电子书有30多万种。2002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15.9亿元，到2006年已经达到了200亿元，5年间产值增长超过了10倍，并将跻身今后的出版主流。现在预计，今年我国50％以上的网上书店会销售电子图书；到2010年，90％以上的出版社将出版电子图书；2015年，中国电子图书的销售额会达到100亿元，贡献的利润将达到全部图书的50％。
我们逐渐认识到，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是改革、发展、创新，改革是当代中国最鲜艳的旗帜、最神圣的使命；发展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实践；创新是当代中国人民最健康的思维方式、最宝贵的精神状态。
商报记者：作为中国出版业的领导者，您从2002年进入新闻出版总署，经历了十六大以来出版业改革难度最大、成就也最大的时期，您觉得一个出版工作者从30年的改革中得到最深刻的认识是什么？
柳斌杰：我想说，经历了长期的思考，特别是出版改革实践对我们的教育，我们逐渐认识到以下四点。第一，出版和文化具有双重属性——意识形态属性和商品属性、产业属性，所以我们在改革中，清楚地将公益性和经营性不同的出版传媒单位分别对待、分类指导，就是公益性事业也有解放生产力问题，经营性企业也有导向问题。我们必须用产业、产品、市场、贸易这些理念来经营文化，把文化产品生产当做增强国力的重要手段，也必须注重公益出版的服务职能，对国家、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第二，对以人为本的思想有了深刻认识。“三贴近”是一个指导原则，出版业必须落实。我们搞出版也好，搞文化产业也好，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人的健康发展、全面发展。近些年我们不惜代价地建设农家书屋，降低教材成本，减轻学生负担，保证课前到书，尊重知识产权，都是为人的根本利益着想。第三，贯彻科学发展观，运用统筹兼顾的方法，达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出版传媒，产业体系庞大，涉及千家万户和多个形态，不可偏重一个方面，不能只顾一个时期，而必须用全局的观点、历史的观点看待一切事物，既要生产当代需要的产品，也要为后世留下精品力作，传承中华文明。第四，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是改革、发展、创新。改革是当代中国最鲜艳的旗帜、最神圣的使命；发展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实践；创新是当代中国人民最健康的思维方式、最宝贵的精神状态。应该说，经过了30年改革发展，文化体制改革和出版发行体制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但从总体上看还未完全转变旧有的发展方式、管理模式和运行态式，改革开放任重道远，必须继续大力推动。
商报记者：2008年已经开始，请署长说说您的心愿吧。
柳斌杰：我希望今年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按照党的十七大既定的战略布局和方针政策，设计好全年的新闻出版工作，要有新思路、新亮点，取得新进展、创造新成果，彻底改变创意产业无创意、文化产业无文化、内容产业无内容的局面，以满足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首先要从政府自身做起，推进政府职能改革，增加行政行为透明度，建设阳光政府、服务政府、法治政府，减少审批环节，实行一站式服务，提高办事效率；三年内，使推荐的十几个出版发行企业中大部分达到上市要求，一半以上完成上市准备。
从今年起，新闻出版行业的改革将不再限于几个试点单位、试点地区，而是有步骤地全面推进，深化改革。
从今年开始，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推动下，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教科书都由政府免费提供，保证课前到书。
３年内，所有的国有发行企业，都要完成股份制改造，吸收民营、外资共同发展出版物流。
打破地域行政部门的界限，对有能力有实力的出版发行企业，鼓励其跨地域兼并和重组，壮大实力，争取5年之内培育几家综合性的大型出版传媒集团，主导中国出版传媒市场。大集团在市场的份额中占到70％至80％，在国际市场上能够代表中国出版的形象。
几年内，吸引大型国有企业投资出版发行行业，组建若干股份制大型出版发行企业，使之成为文化市场的主导力量和文化产业战略投资者。
运用政策力量支持新闻出版单位“走出去”，几年内，让我国的新闻出版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份额明显增多。
此外，“十一五”期间的目标要达到：我们的图书要有大发展，人均拥有量由现在的不到5册，增加到5.5册；报纸现在千人是85份，希望能接近千人100份；期刊现在是人均一年2册，争取达到2.5册左右；光盘现在人均0.5张，到期末增加到５张。这是需求，也是我们出版业的增长点。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是政府的职责，力争用10年左右的时间，为全国64万个行政村每村建设一个书屋，配备图书1500册，报刊30种，音像制品100种，而且每年适当更新，彻底解决农民看书难、借书难、看报难的问题。还有民族文字出版、全民阅读活动等也都要有新局面。实话说，想做的事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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