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板印刷术起源于成都

　　印刷术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发明，对文化的传播功莫大焉。刻板印刷工艺为国务院颁布的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备受人们关注；就现存文献资料看，国内外所收藏年代最久远的刻板印刷品，出自成都。这些珍贵的刻本，说明成都是发明和最早使用刻板印刷术的地区。

　　“寻秘记”从本周起刊出一组《蜀刻春秋》，讲述成都及四川刻板印刷的非凡历史。

　　成都：印刷术的始源地

　　刻板印刷工艺作为国务院颁布的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受到重视和保护。印刷术的发明始于刻板，由此奠定了文化科学传播的基础。恩格斯曾在1840年激情洋溢地写下题为《咏印刷术的发明》诗：

　　“你是启蒙者／你是崇高的天神／现在应该得到赞扬和荣誉／不朽的神／你为赞扬和光荣而高兴吧／而大自然仿佛是通过你表明／它还蕴藏着多么神奇的力量。”

　　被恩格斯誉为“崇高的天神”、传播人类文明的印刷术，法国人拉古伯里认为起源于成都。1894年，拉古伯里在《中国古代文明西源论》中写道：东晋成帝（326年－334年在位）时，蜀中成都即有刻板印书之举。由于法国人没有详细说明支持其观点的资料来源，因而，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学术界仍然有着无尽的猜想。

　　其实，早在宋代就有刻板印刷术起源于成都的说法。清人《白香词谱笺》引《边州闻见录》的记载：后蜀主孟昶将经文刻在石碑上，矗立于成都市内。后来，孟昶又觉得这样不能广为流传，便发明了用木板刻印，所以“宋世书称刻本始于蜀”。这与法国人的说法，在时间上相距甚远。有关刻板印刷术始源时限，还有东汉说、南北朝说、隋代说、唐朝说、北宋说。1966年，韩国东部佛国寺发现《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有专家推断为唐代武周时（武则天690－705年在位）的印本，是迄今最早的刻本实物。日本光仁天皇年间，于770年刊印过《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这说明早在唐朝代宗（李豫，762－779年在位）时，中国的刻板印刷术就传入了日本。所以，刻板印刷术应早于孟昶所处的五代和后来的北宋。无庸置疑的是，初唐已有刻板印刷了。至于法国人所说刻板印刷术始于东晋，至今还没有实物予以确证。

　　就现存的文献资料看，国内外所收藏年代最久远的刻板印刷读物，就出自成都。国内博物馆珍藏的《陀罗尼经咒》，1944年成都望江楼出土，上面清楚标明由成都卞家刻印。专家鉴定，其年代不会晚于唐至德二年（757年）。大英博物馆珍藏的《金刚经》残卷，是“西川（四川成都）过家”咸通九年（868年）刻印。大英图书馆所珍藏的刻板印刷品残片，也注明了刻印者的姓名和年代历日：中和二年（882年）“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日本僧人宗睿访唐之后，于865年回国，所带的《唐韵》《玉篇》等刻本均有“印于西川”字样。《玉篇》是我国第一部以楷书为正体的字书。《玉篇》传入日本后，从此日本人以“玉篇”为中日字典的代名词。国内外馆藏的这些年代最为久远的刻本，从另一角度也说明成都是发明和最早使用刻板印刷术的地区。

　　从抄本、拓本到刻本

　　印刷术发明之前，我国古代的文化典籍以人工手抄本传世。秦汉以前，抄于布帛（白色丝织品）称“帛书”；抄于竹片（即竹简）和木片（即木牍）称“简牍”。1980年四川就出土了珍贵而罕见的秦木牍，内容是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命丞相甘茂等修订的一条《为田律》，即关于农田规划的法律。从东汉蔡伦改进造纸工艺，提高了植物纤维纸张的质量，用于书写绘画之后，直到南北朝时，简牍、帛书才被纸张替代。抄于纸上则称作“抄本”，又称“写本”。通常用“刻本”或“版本”来指刻板所印刷的图书，以区别手抄的“写本”。刻石也是古代文化的传世形式。苏轼《花蕊夫人宫词跋》说：花蕊夫人“其词甚奇”，“没其传不可也，因录其尤者刻诸石”。挑其佳作，刻在石碑上使之永久流传。从刻于石碑和岩壁（即“摩岩”）上复印下来的图文，称作“拓本”。

　　无论是简牍、帛书、刻石，还是“写本”，数量少，传播范围有限。《后汉书》记载：熹平四年（175年），汉灵帝命蔡文姬的父亲蔡邕（yong　一声）在石碑上书写“七经”——《诗经》《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共写了四十六块石碑，然后命人雕刻，立于太学（古代最高学府）门外，一时传为佳话。人们蜂拥而至，络绎不绝地到石碑前抄写或观看，数以千计的车子存放在旁边，以致“填塞街陌”。当时，文化典籍毕竟属于稀缺资源，甚至成为统治者和贵族阶层垄断的特权。唐玄宗为了得到王羲之的写本《兰亭序》，费尽心机，最后靠使诈行骗才到手。其收藏者辩才和尚却因此含恨而死。而唐玄宗夺得《兰亭序》后，将其刻在玉板上，以拓本形式赏赐群臣，以示皇恩浩荡。

　　中国印刷术技惊欧洲

　　随着刻板印刷术的发明，文化典籍得以大量印刷出版。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毕升发明泥活字印刷，此后又有了陶活字、木活字、金属活字印刷，然而，刻板印刷以其简便的优势，一直到明清仍然是图书出版的主要形式。十六世纪八十年代来到中国的耶酥会士利玛窦，在其《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谈到刻板印刷时说：“熟练的印刷工人可以以惊人的速度印出复本，一天可以印出1500份之多”。“而且用这种方法……能够视当时的需要决定印量的多少……正是中文印刷的简便，就说明了为什么这里（中国）发行那么大量的书籍，而售价又那么出奇的低廉”。“我们从这种中文印刷方法中得益匪浅”。

　　十六世纪西班牙人门多萨在《大中华帝国史·中华帝国远在我们欧洲之前就利用了印刷术、古装书及方法》中写道：印刷术是一项“令人敬叹的发明”，“欧洲印刷术的发明开始于1458年，发明者是德国人谷腾堡……很明显，在他们（中国人）使用这一技术的许多年之后，这一技术才经过俄国莫斯科传入德国……由此，被历史学家认为是权威的约翰·谷腾堡才有了他的第一基础。”欧洲的印刷术是建立在中国发明的基础上。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西方世界现代文明进程中的几乎每一项成就都以不同方式与印刷术的引进和发展有联系”。印刷术的发明，对文化科技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居功甚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