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昇活字术发明实证研究”课题回顾

摘要

　　2002—2004年，北京印刷学院课题组完成了“毕昇活字术发明实证研究”课题。本课题的酝酿，起于上个世纪后期。课题在立项和研究过程中，得到了学院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热情帮助和支持。以实证研究方式获得的课题成果，不仅集中反映了同一领域目前的最新进展，而且在研究深度和广度方面有所突破。此成果，以实证为依据，对毕昇活字术的发明予以科学解析，反驳了国外某些学者否定该项发明的支撑依据，从而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一．背景与缘起

　　众所周知，关于印刷术发明权之争的问题，中外学界已有不少的印刷史专家、学者通过大量的史料考证和文物研究成果，对国外某些学者的不实之说，逐一予以有力地批驳；维护了中国古代印刷术发明——这一知识产权的尊严。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 被誉为文明之母。 其中，包括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活版印刷术的发明。一般认为, 雕版印刷术发明并行用于隋末唐初。活版印刷术则发明并行用于公元1045年或其前后。据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记载，活版印刷术的发明人是与作者同时代的布衣毕昇。这是世界各国印刷史料中，有关活版的最早文字记录。活版印刷，中国早于欧洲和朝鲜半岛数百年。因为毕昇首创的活字术所使用的制字原材料是胶泥，所以其活字一般称为泥活字。此前，毕昇曾研究并采用过木活字术印刷工艺。毕昇的伟大发明，开创了活版印刷的历史新时代，影响世界印刷近千年。

　　由于毕昇原创的活字术实物没有流传下来，因此某些外国学者对毕昇的泥活字及其印刷术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近些年来，有人甚至在中国期刊上发表文章，对沈括《梦溪笔谈》中所记录的毕昇胶泥活字及其排版术予以断然否定，其支撑依据主要是：⑴毕昇使用胶泥制字，泥活字易碎，不适用于印刷；⑵用“松脂、蜡和纸灰”排版，固字不牢，印刷时活字会脱落；⑶毕昇的发明，只是一种想法，并未在实际中应用，而把活字印刷变为现实的是他们的祖先。①

　　针对某些外国学者对印刷历史的曲解，为弘扬中华印刷文明和传承民族的创新精神，北京印刷学院课题组在各界专家、学者已取得的印刷史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于2002年开始对毕昇的制字工艺和泥字排版技术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侧重以工科的研究模式，力求对毕昇活字术做全面复原，为毕昇正名。

　　二．过程与结论

　　1．贯通性研究。课题组在研究的全过程中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大印刷史观，首先对沈括《梦溪笔谈》记述的有关毕昇活字术工艺的几个主要环节,做了贯通性的研究，并把研究思路严格置于毕昇所处的历史时代，在尊重历史本来面目的前提下，求解悬疑。如：就毕昇制字工艺中的“胶泥刻字”、“薄如钱唇”、“火烧令坚”及其制版工艺中使用的固版粘药“松脂、蜡和纸灰之类”的关键环节，经逐一考证后，获得完全可以反映毕昇活字术各工艺原貌的研究结论，并经实验积累相关数据、予以量化后，得到一致性的实验结论。期间发表的论文，既是本课题组做贯通性研究的理论指导，也是课题成果的一部分。②此外，对现知的国内古今泥活字术实践和学术研究各类成果，通过考察、调研和访问等方式消化吸收，并整理、归纳进行贯通性再研究，从而获得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和科学的结论。对于一时难以定论的问题，则存疑待后续研究。③

　　上述贯通性研究的结论是： ⑴各地粘土，均可用来制作泥活字（请注意：可用于印刷的成品泥活字的制成，必须按相关工艺规范操作）；⑵毕昇原创泥活字，为手工刻制法逐字刻成（非模压法工艺制字）；⑶毕昇原创泥活字，字高当在1厘米左右（“薄如钱唇”非指泥字胎体高度，而指被刻字体高度，其高1毫米左右）；⑷毕昇法“火烧令坚”胶泥活字，是由传统窑烧结的（一种俗称的“馒头窑”，通常用于烧制泥盆、泥瓦类陶器）；⑸《梦溪笔谈》中所说的“松脂、蜡”之蜡，应是“蜂蜡”，三者配药的成份比例至关重要；⑹古今泥活字制作工艺，主要有“手刻法”和“模压法”。模压法制字，是后来者对毕昇法工艺的继承与发展。此二法，依规范制得的泥活字，均可以用来印刷；⑺国外某些学者，否定的是毕昇原创性活字术工艺，而不是他的发明理念。

　　2．科学实证

　　为证明历史上的每项重大科技发明，国际上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进行实证研究。在理论与史料研究的同时，课题组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采集到十多种各地粘土样品，做出相关化学分析，测得数据，进行对比，并做出在不同烧结温度下的变化实验，取得样品；按传统练泥方法，把北京大兴粘土及外地部分土样练制成细腻而纯净的可用胶泥，交由农民刻工手工刻出单个泥字；经室内和户外试烧，在活字吸水率测试及试排版印刷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将刻好的泥字分批次送往北京延庆，入传统盆窑取焖窑法烧结，温度控制在800℃左右。如此，共制成成品活字3000多枚；活字型号规格有：大、中、小三种。其中：大号字(1.1×1.2cm)主要是依据“梦溪笔谈”的相关内容而刻制烧成，目的是为突出沈括的史料重要价值；小号字（0.5ⅹ0.6㎝）,是为探寻今日刻工泥字刻技所能达到的极限程度;中号字,字大0.8×0.9㎝。活字胎体全高主要有两种，其中薄者：胎体高0.6cm（用于大号字），这主要是为尊重学者们对史料“薄如钱唇” 的不同理解。余者泥字皆高1.2㎝.
课题组在研究、实验过程中，得到各地许多志士仁人、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由此缓解了因课题经费不足而造成的巨大压力。如：⑴ 国家图书馆全桂花同志、北京大兴消防中队，积极配合本课题组查找急需资料，分文不取；⑵ 化工部橡胶工业研究院李和平先生及上海华龙测试仪器有限公司，免费为我院做泥活字的压缩强度检测；⑶ 宁波考古专家林士民老先生，在繁忙的学术活动之中，特地寄来有关古窑的最新发现信息和图片、资料；⑷ 唐山市卫生陶瓷厂何立刚先生，设法安排专业人员对我方送检的土样和活字做理化分析（如：化学成份、烧结温度及变化、吸水率等）；⑸ 武威学者孙寿岭先生和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在泥活字研究或实践方面各自都有成功的经验，课题组与他们交流，他们毫不保留，热情相授；⑹ 北京荣宝斋水印专家王丽菊同志，为保证本课题进度不受影响，于2004年大年初五甘愿闭门谢客一天，义务进行泥字版刷印极限实验;并数次光临学院传授刷印知识及其技能技巧，不取报酬；(7) 印刷史专家,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潘吉星先生、韩琦先生和温州博物馆馆长金柏东先生等，都给予过我们不同形式有益的帮助和学术指导。

　　2003年春，正当本课题运行到实质性操作阶段时，一场“非典”不期而至。课题组顾问魏志刚教授及课题组成员团结合作，克服“非典”带来的困难，及时调整课题运行计划，从而保证了研究课题如期完成。课题实物成果——依毕昇古法研制成功的泥活字的吸水率和压缩强度，经现代科技手段测试，完全可以满足印刷要求。至于有学者就“泥字易碎”问题的提出，究其原因大概有二：⑴ 凭空想象或道听途说。⑵ 或练泥、或刻字、或窑温，抑或排版及刷印的某一环节，操作不规范。实证检验结果还证明：遵毕昇原法用“松脂、蜡和纸灰”排版，固字效果并不差，活字不会掉下来。国外某位学者所称遭受 “活字脱落之苦” 的问题（如果言者真的有过此种经受或言出有据的话——笔者注），大概是他们或是他们的祖先在排版时，固字的松脂、蜡、纸灰的使用配比不合理，或是配制工艺非毕昇原法而导致的结果。简而言之：“其苦”，是因为使用了不合理的配药。

　　有趣的是，课题组在配制固字粘药的实证阶段中，由于开始缺少经验，松脂、蜡和纸灰的用量比例掌握不好，粘药粘度过大致使拆版取字增加了难度。这一意外的发现，恰恰从反面否定了某些外国学者关于“毕昇法固字不牢”的论据。实验证明：粘药不同的配比便会产生不同的粘度。国外某些学者在不了解正确的工艺方法的情况下，便贸然全盘否定中国泥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反映出其在这一学术领地学识确显浅薄;若非如此,可能就是别有用意了;至少研究态度是不严肃的。

　　显然，粘药的粘性并不是越大越好，粘性过大也有负面效果，正确掌握粘药的配制工艺方法是毕昇活版印刷术的关键技术之一。

　　三．一点说明

　　北京印刷学院“毕昇活字术实证研究”课题的研究重点是：对毕昇活字术发明的工艺和技术做全面复原。用实证的方法证明：按毕昇原法，刻制成的泥活字是可以使用的；按毕昇原法排版，泥活字完全可以用来印刷。同时，证明沈括的记述是正确的。而关于毕昇活字的字体和书法风格究竟如何的问题，不在本研究之列，这或许应是本课题的后续研究，或是其他同仁要解答的另一问题吧。此外，本课题组根据沈括《梦溪笔谈》所记和自己的实践体会，绘制出的《毕昇活字术工艺图解》尽管在艺术方面还有欠缺，却填补了活字术自发明以来仅有文字记载而无图录的空白。

　　四．社会反响

　　专家组验收结题后，《中国文物报》、《北京晚报》、CCTV1《晚间新闻》、BTV3《科技全方位》、《北京科技报》、《中华读书报》、《我们爱科学》、《北京印刷学院》及众多网站媒体，先后报道或介绍了本课题的研究成果，并给予了很高评价；还有一些专家和学者为此来信或撰文，给予赞扬和鼓励。一个小小的课题，引来如此广泛的社会反响，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

　　本课题成果，还参展了2005年“第六届北京国际印刷技术展览会”。期间，前来参观的中外观众近万人次。课题组在会间发放资料约三千册，博得参观者的普遍好评。有的外宾甚至提出要买我们的泥活字。课题成果的公开亮相，使国内观众受到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使国外宾客对中国古代文化与印刷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据悉，一些学校将本课题成果列入教学内容。印度官方权威专业刊物《Punjab Print》则以“History of  Printing in China”为专题，介绍了北京印刷学院及其印刷史研究方面的最新信息。

　　五．结  语

　　“毕昇活字术发明实证研究”课题结束了。课题原拟目标，基本达到。这一成果，维护了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权，对于弘扬中华印刷文明、传承民族的创新精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本课题，得到了北京市教委科研处和北京印刷学院科研处的资助，学院有关教授及领导给予了不少关心和帮助；在研过程中，还得到了各地不少专家、学者和部门的大力支持或参与。作为课题负责人，笔者向学院内外给予本项研究提供过帮助的所有志士仁人及单位表示衷心感谢！感谢课题组骨干成员赵春英及姜福强，二位同仁克服困难尽了全力参加研究工作。此外,还要衷心感谢我的家人。他们在本课题最需要的时候，给予了最及时的有效帮助和支援，甚至甘愿牺牲传统的节假日休息。本课题的开题、运作及至完成，是一项全新的印刷史研究过程，对笔者更是一次再学习并有所新发现的过程。有形的成果已经展现，而更多的无形收获——其中包括各种酸甜苦辣，则永存心底。

注：① 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当代韩国》1999年夏季号。
② 见：2002年5月10日《中国新闻出版报》，“薄如钱唇与古今活字”；《中国印刷》2002年10期，试论“薄如钱唇与古今活字”；《中国印刷》2004年3期，“纪念毕昇活字印刷发明960周年——兼论胶泥刻字”；《中国印刷》2004年5期，“纪念毕昇发明活字印刷960周年——毕昇胶泥制字工艺研究”；和 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编：《第二届北京印刷技术与教育研讨会文集》（2004年10月），“毕昇活字技术研究”。
③ 见：《中国印刷》2002年8期，“武威孙寿岭与西夏泥活字版《维摩诘所说经》”；《中国印刷》2003年12期，“毕昇泥活字术实证研究访问综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