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发展与和谐之路（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本着“发展是硬道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了全社会文明程度的迅速提高。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建设，2003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标志着国民经济水平已从整体上跨越温饱阶段，开始走向小康。社会的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国民的需求结构及消费结构同过去相比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内需求的这种结构性转型，一方面既是推动社会文化转型的“黄金发展期”，为经济、文化发展提供了持续增长的动力；另一方面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又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进入“矛盾凸现期”。与此相应，作为文化内容产业的出版业，一是必将面临产品结构的整体性转型和跨越式发展。二是昔日那种为了摆脱经济贫困和文化贫困而注重多建小型出版社，多出低层次、普教性读物，追求数量增长的发展观念，需要相应调整。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经验作出总结后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更是强调了发展和谐社会的重要性。这些全新的改革开放观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规律，认识更加全面、深刻,在为我国文化产业特别是出版业的发展指明道路的同时，也提出了重大任务。

　　正所谓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有什么样的出版发展，因为发展观对于出版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共建和谐社会”的现实大背景下，我国出版业究竟要寻求一条怎样的和谐发展之路呢？笔者认为要在坚持以人为本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深化出版体制改革，大力调整和优化出版产业结构，以市场手段吸纳整合出版资源，维持出版生态平衡，并稳步走向世界。

　　一、改革出版体制，打造产业主体

　　出版业在我国文化产业中，是一种传统的、基础的、具有原创生命力又可衍生开发的媒介产业，它的发展质量如何，对整个媒介文化产业具有重大的影响。目前，我国出版业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据联合国的一项统计，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已居世界第6位，但我国的人均发展指数却排在第104位，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指数也排在百名之后。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用于购买图书的消费支出，连续多年没有明显上升，全国人均年购书量长期徘徊在6册以下，人均图书消费支出还不到欧洲国家人均购书费的10%。如果把约占图书消费总量75%的教材教辅类支出除去，我们就会吃惊地看到，我国出版产业及其市场营销能力在国际上处于何等落后的状态。

　　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状态的根本原因是体制和机制，因此，目前发展我国出版业的关键是“改制”问题，即出版体制的改革和创新问题。出版体制改革，主要是按照党和国家明确指出的方针，将出版事业的绝大部分转变、发展为文化企业，按企业的性质和规律实行制度创新，按企业的模式进行管理、经营，并按市场需要实行人事、资本、财务和商务运作。这是我国为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经过出版集团化试点之后，对出版业提出的具体发展要求。正如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同志所说：“改制就是要由出版事业转变为出版企业，要进行产权制度的改革，公司化的改造，面向市场，加快发展。有条件的还要实行股份制，上市融资，通过市场渠道吸收资金，做大做强。”(柳斌杰：《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出版工作》，http://chinabook.gapp.gov.cn/O/Article.aspx?ArtID=040191&CateID=I1701，2005年4月15日浏览。)

　　现代企业体制有三个制度相互支撑，一是产权制度，二是管理制度，三是经营制度。传统的出版事业体制转变为现代出版企业体制，其首要问题是产权制度的改革问题，即国有产权形式的转移、出让或代理问题，具体而言就是产权主体由国家干部改为投资主体和经管主体的问题。产权制度由过去单一的国有制改为多元所有制，可分为国家、集体、个人三种，也可混合持股所有。产权多元化，有利于推动产业内部爆发竞争力。通过改制，出版产业将由单一的国有制向多元集合的所有制转变，最终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股份化和一定程度上的产权人格化。

　　出版产权制度改革后，其内在机制必然要求管理制度的改革和创新。管理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主要是让企业自主管理，把现有出版社这样一个初级生产单位，提升为核心竞争力很强的“市场竞争主体”，使其具有灵敏的市场嗅觉和快速反应能力，内部运作效率更高，能自主地吸收和培养各种人才，表现出自己特有的创造活力。因此，建立科学的现代出版企业管理制度，是应对当今市场竞争，提高自身生存能力，并进一步和谐发展的重要环节。各独立的出版社均可尝试在通常的董事会、总经理、监事会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分设若干专业职能部门，统筹协调，分工专管。管理者的责、权、利需相互适应，并有明确的调适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