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随中国出版代表团参加德国法兰克福书展。此次“中国出版”开始整体亮相，我国出版代表团的展位，在亚洲馆具有规模，盛况空前。相比于前几届，中国出版没有独立的展位而曾寄人篱下，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令人振奋，但也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首先，从展位布置而言，虽在“中国出版”的标帜之下，但各个集团的图书仍是各自摆放，每个集团的书目，都有重复与交叉。这种现象，一 方面反映了中国出版业开始以大国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另一方面也折射了国内出版业在版权贸易方面尚需整合的现实。竞争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国际贸易的选择，文化版权贸易也不例外。但在国内版权输出和输入存在相当大逆差的情况下，攥起拳头出击，显然是最好的办法。“走出去是硬道理”，应该是我们的“座右铭”，也是扭转版权贸易不对等的“急救章”。可惜我们的体制和应对办法，仍是老一套。
其次，信息是版权贸易的基础。法兰克福书展是全世界最大的书展，各参展商都是有备而来，真正在展位上签约的，都是事先有联系、有接触的项目。除此之外，就是各国图书展示。展示是反映一个国家信息的窗口，是引人关注的载体，是下一次版权贸易的平台。展示的图书，应该是本国的历史和文化、具有综合信息与内容的当代政治和人物。我们作为参展人员，事先并不知道送展了什么书，这是一个致命的“硬伤”。以我所在的人民出版社的参展图书为例，至德国后，我才发现我们社送展的是《帝王传系列》、《中国学术通史》、《中国文化新论》等等，平心而论，这些图书都是历史与文化的学术研究。无奈曲高和寡，驻足光顾的外国人很少，而反映当代政治和人物的图书几乎没有送展。作为政治理论书籍出版的中国第一社，这令人深感遗憾，像《十六大以后的中国》、《毛泽东家世》、《毛泽东自述》、《20世纪群体人物书系》（共10种）都付阙。文化是相互交流的，既不能单向输入、也不能盲目自大。拿什么去做版权贸易？应该是从战略上思考的时候了。国内出版界要迎接这样的机遇与挑战。
第三，出版要有国际化的眼光。开幕当天，我们都参加了各国展位的观摩，通过信息交流，知道了什么样的图书更适合做版权贸易。国外的读者，最关心的是各国的政治、历史、人物与文化，通俗的、信息量大的当代历史与政治、民族与宗教最受欢迎。如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介绍当代中国方面的图书，带去的样书全部售完，供不应求。有鉴于此，我认为做版权贸易，一要有合适的图书，二要有做大做强的策划，二者缺一不可。
第四，立足国内，面向世界，多做适合版权贸易的图书。作为展团成员之一和一名老编辑，看见我社的展柜之前人气稀薄、无人观摩，心灵的震撼与不安俱增，更从心底里激起了做好版权输出贸易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古人说，“知不足然后成人”，因此，我们在今后的出版中应积极贯彻“走出去是硬道理”的思想，迅速摒弃一切做书的陈规“恶习”，将手头已有或即将付型的在制品进行彻底的改造，如人民出版社的《中国断代史书系》，完全可以改造成《中国历史?帝国时代》的中外读本。
总之，出版要有国际化的眼光，再也不能自斟自饮了。（作者系人民出版社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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