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换证工作正在上海、杭州、深圳、天津、北京和广州等6个试点城市顺利进行。
由于第二代身份证完全采用彩色数码照片，因而对印制质量的要求很高。来自日本的全球知名复印机生产企业--富士施乐公司在竞标中胜出，从而成为二代证试点工作中惟一的印制设备提供商。
对任何企业，这都是一件值得高兴和夸耀的事情。富士施乐自然也抑制不住喜悦心情。
然而，富士施乐的笑容甚至还没有完全绽开，便因为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而僵在哪里了：
8月24日，一篇题为《第二代身份证日本造，国人民族自豪感何在》的评论出现在媒体上，文章作者担心，“由日本人印制二代证”会泄露中国公民的机密，并将丧失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
次日，北京市公安局有关人员通过媒体出面解释说，二代身份证上的公民信息全部在中国公安机关输入，不会出现将公民资料交给外界的情况。
这个澄清误传的消息并没有起到正面作用，在新浪网转载的该消息后面，7个多小时内跟贴多达5535条，其中不乏言辞激烈的反对声音。
吵得很热闹，最终，却是一名上海交通大学四年级学生，冷静地点破再简单不过的问题的实质：“他们(富士施乐)又不是印刷厂，怎么可能是他们帮我们印刷？日方不过是提供机器而已。”
与此同时，引发事端的媒体刊文表示，“第二代公民身份证不是日本造”。公安部有关部门负责人也批评说，“这是极不负责的新闻炒作”。
至此，戏剧性的一切方才回复平静。
回头看，“二代证事件”与曾经发生的“东芝笔记本事件”、“日航服务事件”、“三菱帕杰罗事件”、“松下手机事件”等一系列日企事件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件事情的当事人富士施乐彻头彻尾是无辜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应当注意所有事情的相似本质：在对日本企业问题上，一些国人过于敏感、片面，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
单从经济角度理解，这种现象本质上反映了内资和外资的矛盾，是少数内资企业鼓吹其“外资威胁论”的未必合适的工具。
无论所持工具合不合适，国内对外资问题的新一轮批评和讨论却是现实存在的。
外资的批评者主要观点是：目前我国为弥补资金短缺而引资的现实基础已经不存在；外国直接投资是典型的准债务，应纳入国家外债监管范围；多年来，我国引资收益低于引资成本，造成很多损失；外资工作重心应从引进设备转移到消化引进技术；变优惠政策为开放政策，将“国退洋进”变为“国退民进”；调整使用外资规模，引导投资方向，缓解我国资源紧张的矛盾。
当然，绝不能将这些批评与狭隘的民族主义相提并论。这些意见，对我国进一步调整外资战略，提升外资质量，促进国内产业技术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均具一定的参考价值。这里且不作进一步探讨。
回到内外资企业矛盾问题，事实上，经过多年在华发展，以及当地采购、配套方面的深度合作，许多跨国公司与中国国内企业已经是唇齿相依了。从消极方面说，跨国公司对国内企业也是越来越担心。
因此，探讨谁怕谁是没什么实际意义的。与其相互担心、相互防范，不如相互信任、加强合作，以求更大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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