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关重要的派工单
杨步兵怎么也不会想到，在南京灏月彩色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灏月公司）2年多的装订工生涯，会以指证自己的老板而告终。
收藏小纸片是杨步兵多年来的奇怪习惯。什么便条、信笺、收据都是他的收藏对象，这里面包括工厂的派工单。派工单是他每天辛勤工作的证明，每天装订了多少书，能拿多少钱，在上面都有记录。保留派工单还可以随时让他核对老板是否如数发给自己工资。
杨步兵从来没想过经他手装订的那些书究竟是什么书。直到2002年10月的一天，他无意中发现灏月公司的人正在烧毁账目和单据，才隐隐觉得他打工的印刷厂似乎做了见不得人的事。这一天，江苏省新闻出版局检查人员在灏月公司查获大量图书，这时，杨步兵才知道这些书被称为非法出版物。
还是这一天，灏月公司被查封。工厂老板钟山被南京市鼓楼区公安局刑事拘留。杨步兵也失业了。当鼓楼区检察院的检察官出现在杨步兵面前时，他还没意识到自己竟成了破获钟山非法出版案的一枚关键棋子。“我们都知道钟山是只大老虎，但手头有限的证据让他更像只猫。”案件承办人之一的曹立检察官，在后来描述侦查钟山案件的前期工作时说，“杨步兵的出现使案件柳暗花明。”
杨步兵积攒的300多张派工单，无意间成为本案的关键证据，这些证据清楚地证明了他的老板钟山从2000年底到案发前非法印刷图书的名称和具体数量。鼓楼区检察院迅速对派工单做了笔迹鉴定，证明签发人都是钟山的父亲钟家内。“钟山至今都不明白，他之前已经销毁了大量罪证，我们怎么还会掌握那么多的证据。”曹立说，“小小的派工单成了起诉钟山的关键证据。”
派工单的出现成为钟山非法出版案柳暗花明的一个转折，而钟山的服法已是必然。鼓楼区检察院的干警们为侦破此案，走访了上千个部门和个人，转战广东、甘肃、黑龙江等省，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电脑里的秘密
2002年10月，江苏省新闻出版局“扫黄打非”办公室向公安机关举报，鼓楼检察院在批准逮捕钟山时便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展开全面侦查。检察机关发现钟山不仅销毁了大量往来账目和单据，而且删除了全部电脑资料。检察官们通过高科技手段恢复了灏月公司的电脑硬盘，但蹊跷的是电脑记录中没有灏月公司的印刷账目，倒记录着南京新华教科教软件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教科教公司）的销售账目。印刷厂的电脑里为什么记录着软件公司的销售账目？这两家公司是什么关系呢？
经过缜密侦查，这两家公司的关系脉络分明：原来灏月公司的法人代表是钟山的母亲，钟山及其父亲、妻子都是股东，其父钟家内兼任业务厂长。而教科教公司的法人代表则是钟山。灏月公司承印非法出版物，教科教公司负责销售、发行。这两个单位背后是一个家族，幕后主使人就是钟山。说穿了，就是钟山一人掌握两个公司，完成非法出版物的印刷和销售一条龙的业务。
钟山很狡猾，他狡辩电脑里的销售账目有很大一部分是正版书的销售账目，他的非法出版物只是掺杂式的销售。“钟山很得意，他深知此时我们掌握的证据有限，很难准确确定他们非法出版物销售总额，所以有恃无恐。”曹立说。起诉陷入僵局。
电脑里的销售账目不能证明非法出版物总额，却能够证明非法出版物的发行流向。查！查到天边也要查个水落石出！于是检察官们顺藤摸瓜奔波于全国各处调查取证。
历时2年，行程1万多公里，获得大量销售记录、运输凭证等证据，再加上后来得到的派工单等原始记录，清楚地查明钟山涉嫌非法出版、印刷、发行教材和教辅图书300多种，涉及15家出版社、28家印刷厂和20多个省市100多家经营单位，总案值高达2600多万元。这是近年来全国破获的涉案金额最大的非法出版案。
从立案侦查到起诉历时2年，曹立检察官在起诉阶段介入该案时，他的爱人刚刚怀孕，到开庭时，他的女儿已经满月。案件的艰难复杂由此可见一斑。钟山究竟是怎样建立渠道疯狂盗印和发行图书牟利的？他又是怎样集“编、印、发”三个环节于一身，建立了他的非法出版王国？
谜底出乎常人意料。
人际网络与价格战
钟山今年35岁，五官端正，气质儒雅，是南京某高校的本科高才生。其父母也是大学退休教授，可谓一门书香。
钟山原先在一家国有企业印刷厂做业务销售员，专门为单位销售各类教材图书。他聪明能干，办事认真，很得领导器重。钟山在业务销售中发现：全国各中小学都狠抓教育质量，各种教材如雨后春笋般纷纷登场，市场需求量极大；各种教辅图书也是层出不穷。
钟山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品尝到了甜头。2000年，一家业务单位预订1万册教材，刚巧单位书库里该教材只有5000本，钟山便壮着胆子掺进去盗版教材5000本，当1万册如数交付给业务单位时，钟山还忐忑不安了一阵子。他后来发现此事竟然没人发觉，心里豁然一亮：原来赚钱这么容易。
如果自己搞印刷、销售，那赚的钱岂不是更多？钟山心想：不如自己单干。随即，他成立了根本没有发行资质的教科教公司，自己任法人代表，负责组织业务和销售发行。钟山后来承认：他注册的教科教公司经营范围只是教学软件、教学资料的开发，仅仅具备图书零售的资质。
从一开始，钟山就用教科教公司名义组织货源，做成胶片，拿到其母亲的灏月公司印刷。而在灏月公司印刷好的图书，很快就有了大量销路。
钟山盗印书销路的奥秘正是他通过原来工作关系建立的人际网络，钟山向许多业务员允诺高额回扣，他们便答应与他长期合作。盗版书就堂而皇之变成了正版，不明就里的二级销售商和学校、学生成了最大的买单者。“个别国有正规书店的工作人员监守自盗，使他轻易打开了销售渠道中的缺口。”主办此案的鼓楼区检察院副检察长谷以成说，“钟山初涉盗印便紧盯住了青少年教材和教辅材料这块肥肉，这些书粗制滥造，谬误很多，又通过正规渠道销售，对青少年的学习与成长有着难以估量的反面影响。”
但钟山可不会顾及青少年的教育问题，他只知道价格竞争是市场竞争的关键，于是他向销售商提供的价格比新华书店的折扣率低23%%。“这就代表标价10元的一本书，一级销售商在钟山那里至少可以赚到5元。”曹立在解释盗版图书为何顺利进入市场时说，“书商受暴利驱使，让钟山的销量一路走高。”
此后他开始大批量的盗印。由于销售情况越来越好，除了家族的灏月公司外，钟山开始物色其他印刷公司帮着印。由他提供纸张、硫酸纸、封面和经费，有些个体印刷厂睁只眼闭只眼赚他送上门的钱。
有的印刷厂对钟山提供的印刷业务的合法性提出疑问，他就谎称自己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驻南京办事处主任，有合法手续。他先后在黑龙江、安徽等地共联系了9家印刷厂，印好后以教科教公司的名义销售到四川、甘肃等地。
一个人的“出版社”
从2000年12月至2002年9月间，钟山最大的一次盗印就达70余万册，总码洋1000多万元，由他自己决定印数，盗印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高中语文读本》第一至五册、《小学生语文自读课本》第二、四、六、八、十、十二册。
这次最大的盗印，钟山交给自己做图书发行员的朋友，由他们直接向外地书店征订，然后由钟山将盗印好的图书，掺杂在正版书里向书店销售，再由当地书店私下里与钟山结账，全部运作都绕过了新闻出版局。“这种方法叫‘飞过海’，麻痹性特别强，”曹立说，“因为他找的‘托儿’都是正规书店的发行员，所以一般书店根本就不会起疑心。”
钟山还违背出版行业规定，私下里套用使用过的秋季版书号，再印春季版的书。据检察机关查明，钟山及其加盟的印刷厂前后共盗印的图书共计168万余册，码洋1800余万元。
为了赚取更多的钱，钟山决心在大肆盗印之外，自行组织编辑、出版业务。2002年底，他专程到北京某高等学府，请到一位博士，编写了一部科普读物《珍惜光明》，共五册。那位博士负责组稿，联系出版社，“搞”书号。当钟山付给博士10万元，拿到书号和委托印刷手续后，便在灏月公司搞好样本，大批量印刷，以科普出版社的名义四处销售，单是在江苏、安徽两地就达7万多册。至此，他集编辑、印刷、发行于一身，俨然以出版社自居。
由于非法出版业务发展迅速，钟山赚钱红了眼，胆子愈来愈大。后来，他干脆假冒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名义，在南京周边地区个体印刷厂大量印刷《最新同步辅导--拓展与提高》20余个品种，累计25万余册，码洋150余万元，在江苏省内销售。
采用上述方法，从2000年12月至2002年7月，他假冒出版社名义并与中青社、南京东南大学等出版社签订非法出版、销售合同，发行非法出版物共计100多万册，码洋800余万元。
2004年4月1日，鼓楼区检察院对从事非法出版、发行活动的南京教科教公司、南京灏月公司以涉嫌侵犯著作权罪，犯罪嫌疑人钟山以涉嫌侵犯著作权罪、非法经营罪依法提起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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