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后 废纸回收业变化巨大

    废纸去哪儿了？

 

    美好而伤感的毕业季有它不为人知的另一面。7月8日，是清华园内近9000名应届毕业生离开学校的第一天，也是51岁的秦志华和30余位同事们最忙的一天。

 

    在紫荆公寓，3100名本科毕业生和2200名博士毕业生留下了超过10吨重的书籍、超15吨重的包装纸、打印纸和报纸，还有无数废弃衣物与塑料瓶。平均每个毕业生的5斤书、6～7斤废纸，都要秦志华和同事们分类回收处理。有一年，他甚至在其中专门开辟了“证书”分类，捡到了十几张毕业证和学位证。

 

    “今年的书算少的，现在学生好多都看电子书了。”秦志华说。这些只是紫荆公寓一个“位置”的量。在他的管理中，清华这样的“位置”有好几个：家属区、教学区、学生公寓南北区等。秦志华是清华校园内负责废品回收的公司负责人，2005年开始在清华做废品回收。清华校园占地约6600亩，所有废品都由他们负责。常常，在清理北部学生区时，南面家属区就有电话打来。秦志华就拿起对讲机，朝着同事喊“南楼有一个”，近的同事就会赶去收。他说，对讲机带芯片，“哪怕你在河南，我吼一声都能听见”。

 

    废品中，常见的就是废纸，其中大头是快递等包装盒的废纸。网购与物流发展下，中国目前每年产生500亿单快递，使用近50亿包装盒。在清华，日均快递数量过万，2018年“双11”间更超5万件，校内每日平均回收2吨多废纸板、1吨多书本报纸和文件，涵盖学生宿舍、食堂、超市、家属区等等。清华是一个半封闭式校园，有独立生活配套乃至公共服务体系，也是一个小社会如何运行的缩影。秦志华在其中受校方维托，全权负责回收处理，拥有注册公司和专业运维人员。

 

    而在校园外，废纸回收有着更长的环节与更粗放的方式。在北京丰台区建于2004年的华源一里小区，垃圾分类还未推广，快递盒等废品多被居民放在楼道或扔进垃圾桶，等着保洁员收取分拣。一位保洁员说，他们每天分拣后，会有收废品的小贩专门来收。书本和包装纸的在收购价均在1元/公斤左右，这每天能带给她10～20元收入。小区里一个回收小贩说，他们每人一天大概能收100多公斤，此后用三轮车将这些废纸送至就近回收点，分类装车，然后送往下一站。

 

    下一站是废纸回收打包站。在北京，打包站几乎都在五环外。秦志华将清华的废纸当天收当天卖，收约1元/公斤，约1.2元/公斤卖至北五环外的海淀区再生资源回收中心，华源一里小区的废纸几乎以同样价格卖到就近回收点，最后送到南六环外。

 

    南六环外大兴庞各庄镇有一个再生资源回收中心。7月11日上午，中心里一个占地3亩地的废纸打包站正热火朝天地忙碌着，鸣笛声与推土机发动机的声音此起彼伏。露天场地里，3个工人在一堆新拉来的废纸中间选摘和分拣着纸板，一辆推土机来回开动，把选好的废纸推至约5米高的打包机履带上。废纸随履带往上传递，一堆一堆凌乱地进去，一捆一捆整齐地出来。打包后的废纸仿佛被规训的孩子，呈立体正方形状整整齐齐地排在一边。

 

    49岁的王安平习惯了每日5点起、23点睡的日子。他是这个废纸回收打包站的老板，每天要收购约60吨废纸——到了打包站，吨就是计量单位。天一亮，就有来自北京南城的各路废纸小贩送货来。回收站入口是一块嵌入地面的自动称重铁板，车在上面刹住，显示屏就自动给出每车重量。采访期间，这里有三轮车、四轮小车、重型卡车出入，还有一位年轻人拿了4本硬皮精装旧书来，问他：“这4本，给我10块？”4本书里，有《边城》《呐喊》和《百年孤独》。

 

    “书收得不贵，1200～1300元/吨，贵是报纸。”王安平说，报纸约2600元/吨，收得贵但量不大，量最大的是各类包装纸板。收来的纸板分为ABC类，最好的是A类纸，也称黄板纸，约1700～1800/吨，一般是塑料膜杂质含量不超过5%的纸箱，只有一些印刷字体，送到造纸厂后转化率能到95%以上；B类为混板纸，是带有一定塑料膜和其他杂质的纸箱，一般是食物礼品等五颜六色的包装箱，收购价约1200～1300元/吨；C类被称为“垃圾纸”，杂质多且含水高，质量差，700～800元/吨。

 

    王安平说，多数纸是被一些定点商贩送来的，已分好大类，他所雇3个工人主要负责分拣打包。工人们要将包装盒上的塑料、填充物或损坏的纸板挑出，“最多的就是塑料带子”。如果包装纸上缠塑料带，造纸厂打纸浆时，塑料可能会粘在过滤网造成机器损坏。经分拣打包后，这些纸会以每吨约涨200元的价格发往天津、河北、山东等地的造纸厂，开始另一次循环。

 

    “中国的废纸回收和利用，在世界范围内其实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废纸分会秘书长唐艳菊说，中国每年回收约5600万吨废纸，其中包装纸瓦楞纸回收利用率达95%以上。废纸在废品中属于高值，由大量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开设的回收打包站消化了。“比如你到垃圾桶去看，都很难找到箱板纸，他们都通过这些环节被回收分拣了。”

 

    不过有相关数据显示，中国总体废纸回收率还没到50%。据国家规划，到2020年国内废纸回收利用率要到50%水平。唐艳菊说，有一定比例的废纸之所以没能回收，是因其被污染了，要么与垃圾混装，要么被过度包装。目前正大力推行垃圾分类，能帮助进一步提高废纸回收的质量和数量，乃至重塑行业生态。

 

    小而散的长链条

 

    王安平所在的分拣中心是民营的。除废纸外，这里还分拣废塑料、废金属等，如今贴满了垃圾分类的宣传语。一进大门，就能看见一句口号：“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旁边的海报则显示着垃圾分类的步骤和意义：每回收1吨废纸可造好纸850公斤，节省木材300公斤。

 

    王安平并不关心这些。比起还未完全落地的政策，他关心的问题更现实：地租60万元/年，工人工资7000～8000元/月，物流成本100元/吨。每年成本支出约300万元，连年上涨，而废纸行情却不是很好，价格呈螺旋式的波动下滑态势，“一年挣的钱没租金多”。

 

    废纸回收的从业者们都记得，2017年的行情最好，甚至疯狂。那年下半年，出于环保督查整治的压力，中国禁止进口未经分拣的废纸，回收纸及纸板被列入禁止名单，这直接导致国内废纸价格大涨。据报道，那年9月的废纸到厂均价一度涨至2960元/吨，同比上涨幅度达到139%。

 

    “那时候一天都能赚个几千上万的。”王安平说，废纸价格疯狂时，打包站每天都有5～6家纸厂打电话来抢货，价格就是“海鲜价”，上午涨个4毛，下午就涨个5毛，光差价就能够为他赚得满钵收益。然而好景不长，过火的市场形势导致大家都开始囤货，库存积压，同时北京开始疏解整治，这波“疯狂的废纸”渐渐熄灭。

 

    “外废”（外国废纸）曾是中国造纸厂的主要原材料之一，地位超过“国废”（国内废纸）。而当“外废”进口受限，国内废纸价格却在一波疯狂后再也没回到高位，甚至还在下滑。以王安平的黄板纸收购价为例，今年6月初是1700元/吨，6月下旬涨至1850元/吨，而7月初则有下调至1700元/吨。在将进入“双11”、春节等多个关键节点的备货阶段，废纸价格却一直上不去。

 

    这里有宏观经济形势的原因，也有自身原因。唐艳菊说，目前国内从事废纸回收的大多是分散经营的个体户，缺少具有较大规模化的市场主体，如果废纸行业各环节常常互相博弈，没有成规模的企业与契约关系。“所以会随着市场的波动，或是造纸厂的定价意愿而频繁变动，主动权完全在造纸厂那边。”王安平也坦承，定价权在造纸厂，他有一天赚得过万的时候，也有赔得想哭的时候。

 

    废纸回收是一个小而散却有很长链条的行业。因门槛低而有价值，吸引大量进城务工人员谋生。有行业人士将这个链条比喻为“从两条腿到三轮车到四轮车”的过程，其每个环节都有利润存在。目前1公斤的废纸，从最初保洁员手里的1元卖出，到最后造纸厂买入时可接近2元。

 

    依附于这个长链条上的利润，废纸回收逐渐发展成了小散乱的形态，多以亲戚店、夫妻店的形式存在。“没有自己把关，这生意做不了。”王安平的打包站就是夫妻店，妻子负责收货验货，两口子靠此养活一家五口。因为如果不是亲戚等“自己人”，外雇的人很难避免在收货称重过程中瞒报和吃回扣。“比如工人一块钱收的1公斤货，跟你说他一块五收的，你怎么去查？”在清华做废品回收的秦志华说，为此他给公司30人多采取底薪加提成的方式，“不能发死工资，不然往死里赔”。

 

    更典型的例子是掺水掺杂，这几乎存在于每个环节。废纸吸附力强，掺水能增重，少则30%～50%，多至100%，行内将之称作“打水”。在一家日收200吨的打包站，我在称重处贴出的通告看到，书本和纸板混合的每吨扣100元；掺杂与“打水”的，将扣重且每吨扣100元。一堆分拣后的废纸中，工作人员拿一个水果箱给我看，“这是掺了水泥的”。我一掂量，这个外观正常的箱子似乎就有2斤多重，来自某家超市，后者售卖水果时靠此加重。

 

    王安平坦承自己曾“打过水”，“行情好的时候才会，正常情况下不会”。那是2017年行情最好时，“几个造纸厂一天好几个电话要货，我一着急就给打了水，不打水根本顾不过来，也赚不了钱，好多都这样”。因为不这样做的话，他就会“亏吨”——亲人收验货，也不能完全杜绝他人掺水。一些是故意，一些是包装纸此前被做冷藏等易潮用途，送来后一晒就轻了。王安平说，这样的“亏吨”一天会有好几百斤。

 

    这些因素都导致“国废”质量普遍不如“美废”等外来废纸。“美国那个废纸，撕都撕不动的”，王安平去过多次造纸厂，对国外废纸赞不绝口。“美废”标准完善，分类细致且统一，分为美废1号、11号等多种型号，一般用一次就出口，国内废纸则会用多次，“质量差的是月饼盒那种包装纸，一撕就撕开了，掺杂最多”。王安平说，打包站里C类垃圾纸通常会被用作这类包装，用完后再也不会回收。

 

    唐艳菊说，目前国内行业协会有制定国内废纸标准，但更多属于倡导和引导性质的。在实际操作中，每个纸厂都有自己的分类标准。“国内的回收体系导致了其废纸基本没有质量约束；国外供应商相对更大更规范，以出口为主，必须得有一定标准才能签订长远协议。”

 

    长链条、小而散，这些行业专家诟病的现状，正迎来一场变革。主导的主角之一是互联网。王安平所在的分拣中心，就属于一家以互联网方式做垃圾分类与再生资源回收的公司，2017入场。更早的入场者，则已在北京落地生根，在五环外经营起废纸打包站，以“闲豆回收”和“笨哥哥回收”为代表。两家企业拟通过互联网手段缩短这个长链条，属业内较大企业。

 

    以“闲豆回收”为例，其运营模式是靠终端APP直接对接超市、写字楼等企业（B端）客户，招聘自营人员上门回收，然后送至自营分拣中心与打包站，打包后卖给造纸厂赚取利润。因省掉很多中间环节，其毛利较高。“比如我0.9元/公斤收过来的纸，卖给造纸厂能卖2元/公斤。”闲豆回收创始人兼CEO方浩说，这毛利能覆盖运营与物流成本，“这更多的是一个转嫁服务差价的模式”。

 

    “笨哥哥”模式与之类似，不过在回收人员上更多采取分包模式。两家公司解决行业链中的掺杂作假方式都是靠信息化和系统化的技术手段，比如员工收货时的重量与价格都会直接传递到物联网系统，每个货源都有二维码可追溯查询货源和经手人，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了中间环节很多谋利的可能性。

 

    不过，目前的行业生态仍不易撼动。两家企业做了三四年，目前在全国超千亿、北京地区超60亿元的市场规模中，两家企业过亿元的营收所占据市场份额还很小，不到10%。“笨哥哥回收”CEO方轶奇说，最初在地推时会遇到很多阻碍，很多回收人员文化层次不高，要让他们理解互联网思维有难度，“这个行业，一定是最后才被互联网改变的行业”。

 

    这些都与秦志华无关，由于是学校合作伙伴，他暂时不用担心互联网在校内跑马圈地。甚至就连废纸价格的大起大落，他也不太放在心上——处在链条的前端，他不用担心利润被此后的种种环节吞噬，每公斤固定赚取2毛钱差价利润。真正让他感受到危机的，是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后，规范化与规模化

 

    2018年，清华大学所处的清华园街道开始推动垃圾分类，与某环保科技公司

 

    作，采用当下颇流行的“积分换礼物”的方式在旗下9个社区推行，其中包括校内家属区。这导致了秦志华所收的货源有所减少。垃圾分类推动后，他所收废纸量下降约10%左右。

 

    前段时间，街道相关负责人来找他，提出双方合作，整合收编他旗下的人员，统一整个街道的垃圾分类和废品回收业务，“来分这块蛋糕”。秦志华很气愤，把对方骂了回去。他说其中一个原因是对方没有相应从业资质和营业执照，后者则是专业废品回收需要的。

 

    秦志华的公司有执照和资质，但这只是个例。而在北京乃至全国，大量废品回收者乃至中小型打包站都以无证经营的形式存在着。王安平坦承，他的打包站没有营业执照，员工没有社保，开税  票都需要走天津的一些公司。他以员工的名义挂在分拣中心所属的公司旗下，每年缴纳场地租金。

 

    “垃圾分类，目前对我来说没啥影响。”王安平觉得，即使垃圾分了类，废纸也得往他这样的后端回收与打包站送。场地租金过高，现阶段才真正让他头疼。他打算最近去房山区考察，“听说那里只要一亩地几万”。

 

    唐艳菊说，垃圾分类对行业的影响对将不仅体现在前端，还有后端，只是短期内很多人还看不到。“现在垃圾分类主要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企业会拿到一定年限的经营权。

 

在此期限内，企业不仅要做前端垃圾分类，还要进行后端回收体系建设。后者的建设是非常专业的，需要行业基础和渠道优势，政府不可能将其委托给没有营业资质的后端小打包站去完成。”

 

    唐艳菊表示，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废纸回收利用行业都将呈持续发展状态，需要改变目前废纸行业分散混乱的状态和秩序，走规范化和规模化的道路。这一点，她和协会多年前开始在不同场合呼吁，“垃圾分类正好是一个契机，去推动这个变革”。

 

    “闲豆回收”已在这个领域谋划，目前在跟一些地方政府谈合作，拟承包一个地区的废品回收和利用，为政府提供整套的废品回收解决一体化方案。“比如我直接打包北京的丰台区，而不是一个小区一个小区地去推。”闲豆回收CEO方浩说，他们打算将业务自上而下地从B端往C端推。去年，他们拿到了亿元级C轮融资，将主要来推动这事。

 

    这似乎正成为一个趋势：回收体系中后端有实力的企业，正逐步向前端延伸，B端正向C端延伸。2018年，“小黄狗环保科技公司”将“笨哥哥回收”收购，前者原本是C端智能垃圾分类的，后者则直接对接B端废品回收。“笨哥哥”CEO方轶奇说，之前是前者将垃圾分类后的废品卖给他们，后来双方都觉得可以合作打造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所以达成了意向。

 

    从B到C、从后端到前端的延伸，离不开垃圾分类的大趋势。方浩说，创业之初他们“踩过很多坑”。早是从C端切入，上门回收居民废品，结果发现难度很大，成本算不过来：小区的废品小贩会拦着，物业也不让人进，门禁则会再卡一道。“这些时间都是成本，等你好不容易突破重围上门，却发现用户等不了出门了。”方浩说，“如今在垃圾分类大背景下，至少物业肯定不会卡你了。”

 

    另一个大背景是“两网融合”，即垃圾分类与再生资源回收两个系统网络的有机融合，北京、上海两地都启动相关工作，也主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企业做。唐艳菊说：“两网融合要求委托企业直接在前端的社区分类进行承接，可以直接在源头实现垃圾减量。因为垃圾分类越细，再生资源的品质和回收效率就越有保证。”

 

    这也可以解释，清华园街道及其合作企业为何会找到秦志华，提出合作收编其回收人员，统一做清华园的垃圾分类和废品回收。秦志华不以为然，“垃圾分类，说白了主要就是把厨余垃圾分离出来，这也没什么难度，技术含量与跟专业化的回收不一样。一个是政府行为，一个是完全市场化行为，不是一回事儿”。

 

    秦志华的合同三年一签，目前还剩一年多。目前形势下，他也不清楚合同到期后校方是否会转包他人。早在三年前清华园开始推广垃圾分类时，他就预感到形势不对，开始为转型做准备。如今，他在校内开了水果与奶茶店，还有理发店。“一年后让做就做，不让做就转型。”

 

    王安平没有转型的想法，但他也感到了日子不好过。在北京疏解整治的大背景下，近两年他搬了三次，2017年那场大火后直接停了好几月，很多同行此后转行。他的场地越搬越远，条件还越差。如今这个场地没有顶棚，一下雨纸就会被浸湿，货源也会减少。据统计，2014年，北京一度有约300个废品回收和打包站，从业人员30万，达历史峰值。如今很多人估计，北京废品回收站只剩100余个。

 

    唐艳菊说，按照规范化与规模化的要求，未来北京回收体系将发生重大变化。目前看有两大趋势：其一，每个区可能会建设相对应的大型回收打包站，逐渐规范成为正规回收企业，并向全品类发展；其二，前端将逐步规范，废纸行业格局变化，回收站与造纸厂的关系变得平等，废纸市场形成良性循环。

 

    为了规避场地风险，“闲豆回收”一直租用国营分拣中心场地，目前在京有3个点，其中包括五环内唯一的大型国营打包站华京源再生资源分拣中心。在这里，一个占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的场地年租金就过百万元。他们场内工作人员着装统一，配备20余辆自营车辆，均为是型号统一的小型厢式货车，每天进出，收取B端货源。与之相邻的，是一个日均100～200吨货量的传统打包站，忙碌地收着各类车型拉来的废纸，对比鲜明。

 

    去年，王安平的一个场地也是这样，与是某互联网企业的回收打包站做了邻居。王安平每日看着他们车进车出，琢磨过其前景。“他们做不起来的，需要大量资金往里走，也需要自己人。”